文章導讀

在一些地方，建設垃圾焚燒處理設施陷入“政府宣布建設——居民強烈反對——項目被迫擱置”的中國式困境，似乎成了難以破解的死局。

來源：新華網  作者：陳冀 李舒 季明

        日益突出的“垃圾圍城”已經成為中國各大城市必須面對的難題。政府想方設法突破困局，多以垃圾焚燒尋求突圍。而伴隨著環保理念、權益意識的增強，一些地方特別是垃圾焚燒廠選址點附近的居民排斥建垃圾焚燒項目，垃圾處置陷入重重困局。

 

居民痛點：垃圾焚燒廠點燃民意

 

在一些地方，建設垃圾焚燒處理設施陷入“政府宣布建設——居民強烈反對——項目被迫擱置”的中國式困境，建與反對建垃圾焚燒廠的意見僵持不下，似乎成了難以破解的死局。

 

2009年11月，廣州番禺垃圾焚燒發電項目遭到附近居民強烈反對，成為近年來反對垃圾焚燒的標志性事件。周邊居民認為，焚燒廠的建立會給當地造成嚴重環境污染，特別是焚燒過程中可能產生的二噁英，會嚴重影響健康。番禺區政府被迫宣布暫停該項目，時隔4年后，易址廣州南沙新區。

 

在“番禺風波”示范作用下，廣州白云區李坑垃圾焚燒廠也遭到當地村民聯名上訪，最終周邊村落整體搬遷。佛山市高明區、南海區西樵鎮近千市民開展“戴口罩巡游活動”，反對佛山市南海區江南發電廠建設污泥焚燒項目。

 

事實上，關于反對建設垃圾焚燒廠的群體性事件近年來在各地多次發生：江蘇吳江平望鎮垃圾焚燒發電項目遭當地數千居民抵制工廠點火，一度擁堵國道；北京有居民組織車隊或在論壇發帖反對建設阿蘇衛垃圾焚燒發電廠；深圳數百居民聚集工地反對建設白鴿湖垃圾焚燒發電廠……

 

記者調查發現，在一些地方，居民和政府在垃圾焚燒項目建設上存在較深的認知鴻溝，地方政府再三向居民強調垃圾焚燒廠技術成熟，全球許多國家都在采用。但居民對此表示懷疑，擔心項目會給自家環境帶來污染，對政府的監管能力也缺乏足夠信任。近年來雙方對峙程度不減反增，甚至從反對升級為沖突。

 

因環境問題而引發的群體性沖突，成為繼征地拆遷、勞資糾紛后的又一個群體性事件高發緣由。

 

政府難點：民意與決策賽跑悖論

 

廣州市番禺區火燒崗生活垃圾填埋場離當地政府所在地不遠，周邊是高新科技園區以及高檔的寫字樓及餐館。記者驅車剛一進入填埋場，就立刻想掩鼻而逃。

 

建于1989年的這個垃圾填埋場，日處理垃圾2000噸，大大超過它的負荷能力。據現場管理人員李偉強介紹：“20年前這里還是一個深潭，現在填埋的高度早已超過周圍山頭，比規劃設計高出了十多米。”

 

站在這個超負荷運作的垃圾填埋場上，也許能理解政府急于垃圾突圍的舉措。我國城市的垃圾處理方式主要是填埋和焚燒兩種，現在很多地方無地可埋，而焚燒推進困難，城市面臨的垃圾處置矛盾將越來越尖銳。

 

據廣州市城市管理委員會主任危偉漢介紹，作為擁有1800多萬人口的特大型城市，廣州每天產生的生活垃圾總量為1.8萬噸，目前日處理量為1.4萬噸，還有4000噸垃圾在農村就地處理。如果不進行控制，到2015年，廣州每天產生的生活垃圾將達到2.2萬噸，僅憑李坑一廠最大日處理1040噸的能力，屆時僅市中心每天就有超過6000噸垃圾無處可去。

 

“垃圾圍城”倒逼政府寄望于新建大型垃圾焚燒廠。廣州市城管委2013年正式宣布，到2016年將再建6座垃圾焚燒廠。

 

危偉漢強調指出，垃圾處理設施是一個城市必不可少的市政公益設施，其產生的社會效益由全體市民共享，但不可避免地產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鄰避效應”，受到選址周邊居民的反對。焚燒廠的選址越來越成為公共事件，其順利解決更有賴于公民樹立社會責任和理性態度。

 

從世界其他城市的經驗看，越往后建焚燒廠，難度越大，因此早規劃、速推進、快落地，成了許多地方政府的必然選擇。

 

多地政府都宣稱建設垃圾焚燒廠勢在必行，并且運行安全可控，排放優于國標，但居民對此卻表現出極度不信任。

 

番禺反燒風波中的網民意見領袖“巴索風云”坦言，有的城市為了方便管理，政府將焚燒作為垃圾處理的首選方式，卻將群眾的健康安全置于可能受損的境地。

 

社會疑點：三問垃圾焚燒處理

 

與近年來垃圾焚燒項目在各地呈“大躍進”式建設相應，對之的質疑之聲也日漸增多，概括起來主要有這樣三問：

 

一問：垃圾焚燒廠“大躍進”式的建設會否造成產能過剩？

 

2013年以來，廣州市大量上馬垃圾焚燒項目引人關注。在原有一座李坑焚燒廠的基礎上，白云、蘿崗、番禺、增城、花都、從化等各區市都分別規劃建設一座焚燒廠，計劃到2016年，形成1.35萬噸／天的垃圾焚燒處理能力。

 

一座城市7座垃圾焚燒廠是否會造成產能過剩？廣東省科學院院長陳勇認為，目前政府推廣垃圾分類的思路和“大躍進”式的建設垃圾焚燒發電廠規劃相矛盾，如把更多力量放在垃圾的分類減量上，就可以減少垃圾焚燒廠的數量。

 

廣州市城管委則稱：“垃圾焚燒廠需求量是根據廣州市目前及未來生活垃圾的產生量來預測的。充分考慮了垃圾分類減量的成果，也充分考慮了地理位置、環境容量、運輸路程等多方面因素。”危偉漢表示，“即使將來垃圾分類做好了，垃圾減量了，焚燒能力富余了，也可以把原來埋在地下的垃圾翻出來燒。”

 

從全國范圍來看，垃圾焚燒建設似乎也進入了快速發展階段。據悉，上海正在老港規劃建設一座日均處理能力6000噸的垃圾焚燒廠，此外，金山、奉賢、崇明、青浦等區域也將規劃建設不同規模的生活垃圾焚燒廠。南寧市投資10.8億余元建設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項目�？偼顿Y8.13億元的北京南宮生活垃圾焚燒廠項目在大興區開建……

 

客觀而言，城市垃圾數量快速增長，垃圾處理的市場空間較大。《“十二五”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規劃》明確提出，截至2015年，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焚燒處理設施能力達到無害化處理總能力的35%以上，其中東部地區達到48%以上。有專家做過測算，如果要達到上述目標，全國還應再建170多座垃圾焚燒廠。

 

二問：焚燒廠運行環保安全如何監管到位？

 

垃圾焚燒項目上馬，易在附近居民中引發恐慌。

 

關于焚燒無害化，居民對政府的解釋始終難以信服。廣州山前大道金碧御水山莊的羅明海就表達了擔憂：“就算建設的垃圾焚燒廠技術世界一流，但好的技術沒有好的運行與監督，其要達到無害化效果也是未知數。”

 

羅明海稱，如足夠高的爐溫是保障焚燒中達到無害化或減害化的重要條件，但在垃圾未充分分類情況下，餐廚垃圾的水分會降低爐溫，要提高爐溫，勢必會增加成本。當公共利益遇到經濟利益時，企業會為公共利益做犧牲嗎？

 

廣州市李坑垃圾焚燒廠是廣州市以最新先進技術打造的“樣板工程”。記者在現場看到，該廠排放出口的數據被實時連接到當地環保局管理系統以及廠門口電子屏進行展示接受監督。

 

李坑垃圾焚燒廠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每月會將相關監測數據匯總上報當地和有關部門。對于群眾最為關心的二噁英等有害物質的檢測，廠方每年請專業機構來檢測兩次。

 

三問：“垃圾焚燒場建設是否科學”誰說了算？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對于垃圾焚燒是否具有毒害性等關鍵性焦點問題，不僅居民與政府間難以達成共識，在專家中也存在較大爭議。

 

各方爭議較多的垃圾焚燒是否無害化問題，網民援引有關專家觀點稱，在西方，垃圾焚燒發電已成夕陽產業，垃圾焚燒的“發達國家”丹麥、德國、日本、美國，都在縮減垃圾焚燒規模。而另外一些專家則認為，在西方發達國家“縮減垃圾焚燒規模”的情況并不存在，相反還在大力發展中。

 

危偉漢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也明確指出：“垃圾經過焚燒都是可以達到無害化處理的。”

 

民生焦慮：明天我們去哪里倒垃圾？

 

一方面是政府強力推進垃圾焚燒項目，一方面是居民高度重視環保、衛生利益，如何協調兩者需求？如若問題得不到妥善解決，明天去哪里倒垃圾？

 

——打破行政壁壘，實施利益補償。

 

廣州市副市長謝曉丹強調，垃圾焚燒廠選址困難主要面臨的是“鄰避問題”，生態補償機制是解決這一問題最好的辦法。為此，廣州目前正在起草《廣州市生活垃圾終端處理設施區域生態補償辦法》，嘗試使用生態補償機制來緩和這方面的沖突。隨著區域一體化的推進，城市間經濟生活聯系愈發密切，處理垃圾焚燒不能各自為政，更需打破行政地域限制，探索跨區、跨市的統籌布局。

 

——充分吸納民意，提高政府公信力。

 

廣州市社科院研究員彭彭指出，項目上馬與否，一開始就要聽居民的意見，就要主動釋放信息，進一步構建公眾參與的范圍和渠道，通過聽證會、民意調查等方式歡迎所有的利益相關方反饋意見、參與討論，防止居民與政府對立情緒的放大與蔓延。

 

——制定科學標準，規范焚燒亂象。

 

對于政府與居民圍繞垃圾焚燒的諸多爭議焦點，在缺乏規范標準的狀況下，各地垃圾焚燒處理難免出現亂象。因此地方政府和居民期盼國家盡快確定垃圾處理的行業準則、安全距離、運營監管等技術標準和操作規范，以解垃圾圍城之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