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土地污染包括工業場地的污染，農田的污染和礦區的污染，以及進一步引發的地下水的污染。近年來城市布局調整、城市規模的擴大和伴隨的產業轉移，大量工廠企業搬遷導致遺留遺棄的污染地塊大量出現。這些農業污染土地影響食品安全，工業地塊面臨開發再利用影響公眾健康安全。血鉛、“毒大米”等問題的出現讓人們對土壤污染加倍警覺，關系“舌尖”安全的土壤環境質量，也面臨著迫切的治理需求;嚴重性正在引起廣泛關注。
相關統計數據顯示，截止20世紀末中國受污染場地高達2000多萬公頃;其中工業污染場地達1000萬公頃。在2011年10月25日，周生賢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的正式報告中表示，中國土壤環境質量總體不容樂觀，中國受污染的耕地約有1.5億畝，占18億畝耕地的8.3%。有專家指出：“這一數據是上個世紀90年代的數據，早已過時了，并不是最新的數據。”。2013年12月30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新聞發布會，國土資源部副部長、國務院第二次全國土地調查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王世元透露，我國土壤污染十分嚴重，估算全國中度、重度污染土地約5000萬畝。這些土地因污染嚴重無法耕種，而且基本在經濟發達地區、魚米之鄉。
目前我國對土壤保護與修復的資金投入不足全部環保投入的1% 。場地污染形勢嚴峻，壓力巨大。雖然不同省市(如浙江、江蘇、重慶、北京)，包括環保部國際履約辦公室(外經辦)已經開展了許多污染場地的研究和修復示范，但這一工作還急需從法律、技術、資金等多方面給予完善，一擊對已有的示范進行梳理。在法律方面，2014年3月8日下午在全國人大舉行的記者會上，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指出《土壤環境保護法》已經列入本屆全國人大的立法計劃。但從過去經驗看，還需要一段時間出臺;在技術方面，修復作為新型行業，行業內部缺少場地環境治理專業的技術人才;在資金方面，目前是政府撥款和土地開發利用出資相結合，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和刑責追究改革方案剛剛原則性通過，還需要進一步的夯實工作。
中國需要專門的《土壤環境保護法》，并依法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污染場地管理框架》
目前，我國場地污染治理還處于沒有專門法規可循的狀態。相關的法律法規對土壤污染防治的規定分散而不系統，缺乏具可操作性的細則和有威懾力的責任追究條款。
我國并非特例。許多發展中國家都面臨同一問題，而且發達國家包括美國最初亦是如此。只是他們面對法律的缺失，及時制定了專門的土壤/場地污染控制法。如美國的《超級基金法》(1980)和《棕色地塊法》(2002)，荷蘭的《土壤保護法》(1987)，日本的《土壤污染控制法》(2002，2009)等。中國也急需一部專門的《土壤環境保護法》。
在有法可依的基礎上，建立《污染場地管理框架》也非常迫切和關鍵。應充分吸取30年來各國污染場地管理的經驗，以及我們自身的多年摸索實踐，在框架的制定上盡量避免過去某些法律法規的不配套，可操作性不強以及缺乏瞻前性等不足之處。
發達國家污染場地修復、管理和再開發已經經歷了30多年的發展。美國環保局在執行《超級基金法》時，僅1989到1995年就進行了三輪重大變革。30年來國會對《超級基金法》做過了多次重大修訂，包括1986年的《超級基金修正與重新授權法案》和2002年的《小規模企業責任減輕與棕地振興法案》。無論是從哪一方面法律都做了大幅度調整。中國有必要認真研究這部法律的變革史，跟上改革步伐，創造性靈活地結合中國國情，并預見中國污染場地管理下一步的需求和發展。同時，中國可借鑒臺灣地區和日本成功經驗，認真研究如何把國外經驗和中國實際相結合。
制定符合國情的修復標準體系
在工業污染土地管理方面，美國早期注重“西醫式”的工程修復(清除污染)，而歐洲則重視土地再生利用和發展。對我國土地污染管理而言，應兼二者之長，以“中醫式”預防保護和“西醫式”的治理的同步模式，兼顧土地資源的不可再生性和我國對土地的需求壓力和經濟實力，尋求預防、修復和開發并行的管理戰略。
中國地大發展不平衡，在污染場地修復方面要重視污染控制和風險防范的相關措施。對技術不到位、資金欠缺和風險可控的場地，應采取通過污染源阻隔、場地進入許可、污染接觸的限制、規劃和限制土地用途等進行風險控制。從而達到減小污染范圍的擴大、對環境的破壞和公眾健康損害的目的，而不是不顧成本將一切污染物清除。
風險防范這一點尤為重要。經過30年的實踐，各國在場地修復上現在都基本采用的風險控制和防范的戰略(而不是簡單的污染根除)，修復標準和成本的差別經常是10到幾千倍。我國有必要認真參比各國基于風險的修復目標和風險評價體系，研究制定符合中國國情的修復標準體系。
我國目前已出臺《場地環境調查技術導則》等5項污染場地系列環保標準，并將于今年7月1日起實施。相比于國際上如荷蘭(10-4)，德國、瑞典(10-5)等多數國家，我國采用了比較保守的風險可接受值(10-6)。在政策層面，我們尚未解決可接受的風險標準。是頂層設計不到位。國外如美國在法律標準出臺前，一般有一個社會經濟效益評估。
解決資金來源和融資機制的瓶頸
從重慶、北京、江蘇等地示范的經驗來看，修復資金的來源、相關融資機制和資金管理辦法的建立完善是急需解決的現實問題。因資金短缺，許多城市如武漢市不能及時推進一些污染場地的修復工作。
盡管“污染者付費”原則成為世界潮流，但是實踐證明，這一原則在執行中會遇到各種各樣的挑戰，需要制訂更詳細的細則。如有多個企業污染時責任如何分攤，破產企業誰來付費，對共用設施(填埋場)怎么辦等等。
我國現實的情況是，很多大型工業企業多是“國營”，在進行市場化改制后成立股份制公司，對污染者付費原則提出了許多客觀難題。各國經驗表明，環境污染治理受時間限制，經常是不可能等待查清責任人后，通過行政處罰或訴訟來追籌資金后再治理。所以有一筆啟動資金就顯得十分重要;是故修復基金應任而生。
在污染場地修復的融資機制方面，我國需要認真研究各國在資金來源上的經驗。比如，美國超級基金的資金渠道多樣，主要包括石油和42種化工原料征收的專門稅、年收入在200 萬美元以上公司所征收的環境稅、聯邦財政的常規撥款等;《棕色地塊法》稅收政策等鼓勵開發商和投資銀行銀行參與。
筆者認為，在借鑒國際經驗的同時，也要認真研究我國已有的綠色信貸、綠色保險、綠色稅收等多項環境經濟政策，結合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等財政稅收補貼優惠政策，赤道原則在中國銀行業的應用、重污染企業退出機制、加征重污染產品消費稅等等。
復合技術和綠色修復是潮流
由于多方面原因，國內市場上現有的修復技術往往是手段單一，科技含量低，且修復成本單價高，普遍高于發達國家同類技術。同時，中國污染場地，尤其是城市污染場地治理面臨巨大的開發時間壓力，極大地限制了傳統的經濟實惠的原位修復技術的應用。因此，開發快速、實效且經濟的修復技術迫在眉睫。
但要注意的是，在技術選擇上應充分考慮到不同地域場地污染的風險差異，平衡時間需求、成本、修復后的經濟、社會和土地本身價值。這些也是場地修復技術評估標準應當涵蓋的考慮因素。土地修復要用好土地規劃的時間、空間和權限。
在技術開發和引進時，我國要避免在早期某些工業領域出現的“次級”技術和“二手”落伍設備進入國內市場的現象。事實上，現有的國際合作領域中和一些示范項目，已經有少數國際企業和機構在中國推銷已經過時的污染場地修復設備和技術，這一現象值得警惕。
對此，中國必須全面參比各國的修復技術發展程度，一方面要杜絕低質量模仿和重復研究，另一方面要把握技術發展的大趨勢，進行已有修復技術的有機整合。同時，我們已經進行了多省市多場地示范。是時候梳理總結經驗教訓。如北京焦化廠的物化、生物、熱解復合修復系統便是一個成功的整合案例，它把發達國家三類最成熟的技術融為一體，并創造性地應用變頻節能技術，實現多種技術的有機整合和綠色節能修復。復合技術和綠色修復是當今世界修復技術的潮流，快速提升我國修復產業技術水平的有效途徑，和解決我國綜合性污染場地的有效技術手段。
加強修復專業監管是當務之急
土壤修復技術有一百多種，常用技術也有十多種。按照合理專業修復的程序，修復企業先要對污染場地進行污染調查和風險評價。跟生病去醫院“看病、診斷、治療”的程序類似，土壤采樣、實驗室化驗、分析診斷都是必須環節。而且質量保證第一。現實版的土壤修復故事往往要粗糙得多。一個20年的老化工廠，調查結果是只有50平米污染土壤。一個生產十幾種POPs(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場地里沒發現BTEX(苯系物)。一個五顏六色污染場地，結果只有兩種重金屬超標。在“一天幾十萬元的銀行利息”壓力下，房地產開發商往往將土壤修復流程簡化成土石方工程：挖干凈，拉走。拉哪兒去了，常沒有后續監管。
污染轉移不僅不等于修復，很可能使污染二次擴散并且危害更大。2012年的廣西龍江鎘污染事件教訓深刻。在當前拜金的大環境下，僅依賴土壤修復企業自律和職業道德是危險的。不存在沒有法律和監管的道德高地。所以當務之急是加強修復過程中每一步的職業監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