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釋放之后，千億生意在哪
污泥處理：“說不要錢，那是忽悠政府”
2016-06-11
2016年3月，在江蘇南通的國內首家好氧發酵系統工業化成套裝備工程應用試驗室，正在協同處理污泥、畜禽糞便等。國內不少污泥處理處置技術投入使用，都沒有經過實驗。（CFP/圖）
向地方政府施壓的政策出臺之后，污泥處理處置市場迎來轉折點。但這一行業的商業模式依然是政府補貼，部分企業認為資源化利用之路尚早。
污泥處理處置市場正迎來轉折點。
繼2015年國家出臺“水十條”，吹響治泥號角之后，2016年2月，環保部和住建部聯合發文，要求將污泥處理處置納入城鎮污水處理減排統一監管。這一政策將污泥處理納入政績考核，旨在向地方政府施壓。這被業內視為“轟動性的政策”。
“十二五”期間，污泥市場發展不如預期。政策乏力、付費機制不明確等因素導致市場明顯下降。污泥處理企業一年一個項目的尷尬情況不斷涌現，業內自嘲處于“黎明前的黑暗”。
對于從事污泥處理的企業而言，地方政府的壓力就是釋放污泥市場的核心推動力。平安證券2016年5月發布的行業報告預計，2016至2020年，污泥處理處置市場規模將達到1892億元。
目前，我國污泥處理行業市場高度分散。從事污泥處理處置的企業數量雖已達數百家，但尚未出現業界公認的龍頭企業。業內人士預測，污泥行業的市場格局將在未來五年發生實質性變化，市場集中度上升，領軍企業即將顯露。
“靠污泥發財，定位不對”
釋放市場是一回事，能從污泥中賺到真金白銀又是另一回事。雖然資源化利用能部分彌補污泥處理處置成本，但其核心收益仍依靠政府補貼。
以北京中持綠色能源環境技術有限公司承接的科技部863項目為例，該項目于2012年竣工投產，將浙江寧海縣域內的污泥、糞便等有機廢棄物集中進行厭氧協同消化處理。如果不考慮收益，每噸污泥的運行成本在130元至150元。項目運行過程中產生沼氣，處置后的污泥可作為園林綠化營養土使用。據總經理邵凱介紹，園林企業以約百元一噸的價格收購營養土，“這樣一平衡，運營成本就大大下降了”。
剩余部分仍靠政府補貼。“如果有人和你說，我做污泥不要國家給錢就能賺錢，這人能得諾貝爾獎。靠污泥發財，這定位就不對。”
邵凱認為，即便將處理污泥作為一門生意，首要解決的還是污染問題。在污泥穩定化、無害化的基礎上，再考慮通過資源化利用達到經濟平衡。
“這個行業，到哪里都靠居民出錢和政府補貼。”留法博士、華南農業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教授吳啟堂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法國，如果農民想要污泥制成的肥料，堆肥廠免費送上門，農民不用出一分錢。“農民肯用，企業算撿到了，不然還得花錢填埋。農業利用是資源化利用，已經便宜了，在國外把污泥拿去填埋、焚燒都比農業利用貴。”
目前，我國污泥處置主要采用填埋、發酵堆肥、干化焚燒、厭氧消化等技術，占比最高的處置方式還是填埋。吳啟堂表示，中國的污泥填埋費用是不合理的便宜。“如果全成本核算，達到環保要求，填埋不該這么便宜。主要是我們的填埋場有政府補貼地價。”中電環保固廢產業負責人朱士圣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該公司在南京將干化污泥送至電廠協同焚燒，處理費是220元/噸，而填埋僅需50元/噸。
邵凱記得，前些年，有些企業對外宣稱的污泥處理價格低得嚇人。“甚至有的說不要錢，你讓我來運營就行。說惡劣一點，那就是忽悠政府。”
“現在大家也看清楚了，政府必須在費用和政策上清晰地支持它。隨著技術發展，污泥處理費用降低也正常，但環保畢竟是花錢的行業。”邵凱希望，政府能清晰地算出合理、客觀、真實的污泥運行費用，并且給足錢。“否則，本錢都回不來，社會資本怎么敢往里投？”
有業內人士呼吁完善污泥處理處置收費體系，在居民水費中明確污泥的實際成本范圍。江蘇康泰環保股份有限公司運營總監徐一鳴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希望政府能在銀行融資方面提供支持，目前，銀行貸款是污泥處理設施建設最重要的融資渠道之一。
“技術不是沒問題”
在污泥行業里，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環境修復中心主任陳同斌自稱“技術派”。不同于“萬事俱備，只差政策”的主流觀點，陳同斌認為，目前中國的污泥處理處置雖然存在政策和管理問題，但成熟的、適合大規模推廣的成套技術設備和工程實踐并不太多。這也是一個瓶頸，制約著規模化和市場化。絕大多數污泥無害化工藝中，處理后的殘余物或產物僅僅是一種原料，而不是規范化、標準化的產品。
“很多專家說路不通。路為什么不通？實際上，技術也不是沒有問題。總想著國外有各種各樣的技術，從原理上和理念上考慮似乎也能適用于中國，但是到中國一落地，就會發現還存在泥質適宜性、經濟合理性和管理水平等問題。”據專注污泥處理處置領域的網絡評論人“泥客莊主”統計，目前全國已建成的五六十座污泥厭氧消化裝置，能正常運行的只有幾座。
比如污泥消化，由于中國污泥含砂量高，不分解的砂粒會沉積在消化器底端，過一兩年需要清理出去以恢復容量。污泥消化產生沼氣，與氧氣接觸容易發生爆炸，清理砂粒時需要惰性氣體小心地將沼氣置換出來。“就這件事，你問全中國有幾個人能干好？”
某市曾花兩個億，從歐洲進口配套水泥窯協同處置的污泥干化生產線。一位參與評標的專家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時并沒有任何人做過完整的實驗和工程，污泥該從窯頭還是窯尾扔進去，扔進去會對水泥質量產生什么影響，沒人說得清楚。
“我告訴他們，可以按你們的意思去評標，但成功的概率不會太大。果然，現在生產中暴露出生產成本高，劣質水泥銷售困難，蚊蠅、臭味、污水等問題也全出來了。錢不是政府沒給夠，產品不好賣也不能怪市場，其實是很多技術上的細節沒考慮周全。”
對于水泥窯、火電廠而言，協同處理污泥在經濟上并不合算，而且水泥產品的出路受市場波動的影響也較大。它們更多將污泥視為一頂“綠帽子”，戴上以降低被關閉的風險。
在這樣的技術條件下，碧水源固廢事業部總經理劉宇甚至認為，污泥資源化要十分慎重。他現在和地方政府談項目時，就不太喜歡講資源化的故事。“我們處理污泥盡量閉環，不依賴后端的產業和市場。北京一天產生6000噸污泥，變成什么產品能不受市場行情波動，天天賣出去？去年治霧霾關了水泥廠，協同的污泥上哪去？”
陳同斌認為，中國污泥產業上下游打不通，有政策問題，也有技術問題。從產業角度看，污泥處理技術普遍存在“能用但不好用，不經濟、不方便、不連貫”的問題。他同時表示，處理污泥不能全靠市場經濟，“經濟效益比較差，不賺錢，但是也必須做。”
2016年3月，在江蘇南通的國內首家好氧發酵系統工業化成套裝備工程應用試驗室，正在協同處理污泥、畜禽糞便等。國內不少污泥處理處置技術投入使用，都沒有經過實驗。（CFP/圖）
向地方政府施壓的政策出臺之后，污泥處理處置市場迎來轉折點。但這一行業的商業模式依然是政府補貼，部分企業認為資源化利用之路尚早。
污泥處理處置市場正迎來轉折點。
繼2015年國家出臺“水十條”，吹響治泥號角之后，2016年2月，環保部和住建部聯合發文，要求將污泥處理處置納入城鎮污水處理減排統一監管。這一政策將污泥處理納入政績考核，旨在向地方政府施壓。這被業內視為“轟動性的政策”。
“十二五”期間，污泥市場發展不如預期。政策乏力、付費機制不明確等因素導致市場明顯下降。污泥處理企業一年一個項目的尷尬情況不斷涌現，業內自嘲處于“黎明前的黑暗”。
對于從事污泥處理的企業而言，地方政府的壓力就是釋放污泥市場的核心推動力。平安證券2016年5月發布的行業報告預計，2016至2020年，污泥處理處置市場規模將達到1892億元。
目前，我國污泥處理行業市場高度分散。從事污泥處理處置的企業數量雖已達數百家，但尚未出現業界公認的龍頭企業。業內人士預測，污泥行業的市場格局將在未來五年發生實質性變化，市場集中度上升，領軍企業即將顯露。
“靠污泥發財，定位不對”
釋放市場是一回事，能從污泥中賺到真金白銀又是另一回事。雖然資源化利用能部分彌補污泥處理處置成本，但其核心收益仍依靠政府補貼。
以北京中持綠色能源環境技術有限公司承接的科技部863項目為例，該項目于2012年竣工投產，將浙江寧海縣域內的污泥、糞便等有機廢棄物集中進行厭氧協同消化處理。如果不考慮收益，每噸污泥的運行成本在130元至150元。項目運行過程中產生沼氣，處置后的污泥可作為園林綠化營養土使用。據總經理邵凱介紹，園林企業以約百元一噸的價格收購營養土，“這樣一平衡，運營成本就大大下降了”。
剩余部分仍靠政府補貼。“如果有人和你說，我做污泥不要國家給錢就能賺錢，這人能得諾貝爾獎。靠污泥發財，這定位就不對。”
邵凱認為，即便將處理污泥作為一門生意，首要解決的還是污染問題。在污泥穩定化、無害化的基礎上，再考慮通過資源化利用達到經濟平衡。
“這個行業，到哪里都靠居民出錢和政府補貼。”留法博士、華南農業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教授吳啟堂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法國，如果農民想要污泥制成的肥料，堆肥廠免費送上門，農民不用出一分錢。“農民肯用，企業算撿到了，不然還得花錢填埋。農業利用是資源化利用，已經便宜了，在國外把污泥拿去填埋、焚燒都比農業利用貴。”
目前，我國污泥處置主要采用填埋、發酵堆肥、干化焚燒、厭氧消化等技術，占比最高的處置方式還是填埋。吳啟堂表示，中國的污泥填埋費用是不合理的便宜。“如果全成本核算，達到環保要求，填埋不該這么便宜。主要是我們的填埋場有政府補貼地價。”中電環保固廢產業負責人朱士圣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該公司在南京將干化污泥送至電廠協同焚燒，處理費是220元/噸，而填埋僅需50元/噸。
邵凱記得，前些年，有些企業對外宣稱的污泥處理價格低得嚇人。“甚至有的說不要錢，你讓我來運營就行。說惡劣一點，那就是忽悠政府。”
“現在大家也看清楚了，政府必須在費用和政策上清晰地支持它。隨著技術發展，污泥處理費用降低也正常，但環保畢竟是花錢的行業。”邵凱希望，政府能清晰地算出合理、客觀、真實的污泥運行費用，并且給足錢。“否則，本錢都回不來，社會資本怎么敢往里投？”
有業內人士呼吁完善污泥處理處置收費體系，在居民水費中明確污泥的實際成本范圍。江蘇康泰環保股份有限公司運營總監徐一鳴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希望政府能在銀行融資方面提供支持，目前，銀行貸款是污泥處理設施建設最重要的融資渠道之一。
“技術不是沒問題”
在污泥行業里，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環境修復中心主任陳同斌自稱“技術派”。不同于“萬事俱備，只差政策”的主流觀點，陳同斌認為，目前中國的污泥處理處置雖然存在政策和管理問題，但成熟的、適合大規模推廣的成套技術設備和工程實踐并不太多。這也是一個瓶頸，制約著規模化和市場化。絕大多數污泥無害化工藝中，處理后的殘余物或產物僅僅是一種原料，而不是規范化、標準化的產品。
“很多專家說路不通。路為什么不通？實際上，技術也不是沒有問題。總想著國外有各種各樣的技術，從原理上和理念上考慮似乎也能適用于中國，但是到中國一落地，就會發現還存在泥質適宜性、經濟合理性和管理水平等問題。”據專注污泥處理處置領域的網絡評論人“泥客莊主”統計，目前全國已建成的五六十座污泥厭氧消化裝置，能正常運行的只有幾座。
比如污泥消化，由于中國污泥含砂量高，不分解的砂粒會沉積在消化器底端，過一兩年需要清理出去以恢復容量。污泥消化產生沼氣，與氧氣接觸容易發生爆炸，清理砂粒時需要惰性氣體小心地將沼氣置換出來。“就這件事，你問全中國有幾個人能干好？”
某市曾花兩個億，從歐洲進口配套水泥窯協同處置的污泥干化生產線。一位參與評標的專家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時并沒有任何人做過完整的實驗和工程，污泥該從窯頭還是窯尾扔進去，扔進去會對水泥質量產生什么影響，沒人說得清楚。
“我告訴他們，可以按你們的意思去評標，但成功的概率不會太大。果然，現在生產中暴露出生產成本高，劣質水泥銷售困難，蚊蠅、臭味、污水等問題也全出來了。錢不是政府沒給夠，產品不好賣也不能怪市場，其實是很多技術上的細節沒考慮周全。”
對于水泥窯、火電廠而言，協同處理污泥在經濟上并不合算，而且水泥產品的出路受市場波動的影響也較大。它們更多將污泥視為一頂“綠帽子”，戴上以降低被關閉的風險。
在這樣的技術條件下，碧水源固廢事業部總經理劉宇甚至認為，污泥資源化要十分慎重。他現在和地方政府談項目時，就不太喜歡講資源化的故事。“我們處理污泥盡量閉環，不依賴后端的產業和市場。北京一天產生6000噸污泥，變成什么產品能不受市場行情波動，天天賣出去？去年治霧霾關了水泥廠，協同的污泥上哪去？”
陳同斌認為，中國污泥產業上下游打不通，有政策問題，也有技術問題。從產業角度看，污泥處理技術普遍存在“能用但不好用，不經濟、不方便、不連貫”的問題。他同時表示，處理污泥不能全靠市場經濟，“經濟效益比較差，不賺錢，但是也必須做。”
【專家熱議】如何選擇與評估污泥處理技術路線？
導讀： 作為污水處理的衍生物，污泥問題一直是水處理行業的“痛點”。同時，伴隨水處理行業的快速發展，污泥問題也持續“發酵”，引發行業的極大關注。多位環保行業專家就“污泥適用性技術選擇與評估”問題展開深度的交流探討。
作為污水處理的衍生物，污泥問題一直是水處理行業的“痛點”。同時，伴隨水處理行業的快速發展，污泥問題也持續“發酵”，引發行業的極大關注。而各地在進行污泥處理處置工作時，常常面臨技術選擇的困惑。在4月13日第十一屆水處理行業熱點技術論壇的熱點討論環節，由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王偉主持，環能科技副總經理鐘曉紅、北京排水集團科技研發中心副主任張樹軍、巴安水務副總經理陳磊、蘇伊士水務工程亞洲方案技術市場經理史平就“污泥適用性技術選擇與評估”問題展開深度的交流探討。
●技術選擇的原則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王偉：在污泥處理技術上，國家在“十一五”、“十二五”期間給了很多支持，包括水專項、863、科技支撐等各大專項都做了很多的技術研究。業內企業也都有很大的投入，不管是污泥的脫水、干化、消化、堆肥、焚燒，各種各樣的技術在國內都有研究、開發和應用，并有實際運行的案例。而對大多數城市來講，目前面臨的最大困惑就是：這么多技術該如何判別、選擇？我先談下自己的一些觀點，污泥處理處置的目標包括：保護環境：分解去除污染物，實現污泥的最小量化和安全管理；技術可靠性：系統安全、高效、可靠，實現連續穩定生產；技術先進性：技術創新，提高處理效率和效果，減少能耗物耗，降低處理成本；資源回收：轉化回收資源化產品，如發電、供熱、燃料、肥料、建材等。按照這樣的目標，污泥技術選擇應該遵循安全、可靠、先進和資源回收的原則。另外，不同地區的污泥泥質特征、地理位置、環境條件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等均存在差異，污泥行業需要的不是單一技術，而是整體的解決方案。這是我對污泥處理技術選擇原則的一個理解，也請各位談談自己的觀點。
環能科技副總經理鐘曉紅：我認為無論是污水處理還是污泥處理，其實最根本的一點，還是要以環境來作評判，要把無害化、消除污染作為最重要的目標。在保證污泥無害化的前提下，才能進一步考慮其資源化利用問題。有些技術過分強調資源化，誤導地方政府和企業只看到經濟效益，而不重視污泥處理處置的環境保護目標。我認為這種做法是舍本逐末。
北排集團科技研發中心副主任張樹軍：我認為應該是先考慮安全性，污泥的處理處置可以追求資源化和經濟效益，但是首先要保證不會對周邊環境和人體健康產生有害影響。再者，選擇技術要避免一味追求技術先進性，而忽視技術的經濟性和可靠性。最后，污泥處理技術選擇要因地制宜，系統長遠考慮，防止盲目跟風，例如某些用地緊張的大城市適合采用焚燒工藝，但一些鄉鎮的污泥處置選擇好氧堆肥可能更適合。
巴安水務副總經理陳磊：巴安水務是一家專業從事環保能源領域的智能化服務商，并可以為客戶提供全方位技術解決方案。從企業的角度看，我們比較關注資源回收和再利用。以我們在上海投資建設的青浦區污泥干化廠項目為例，這個項目采用了我司的污泥干化協同發電技術，主要利用發電廠的蒸汽干化污泥，干化后的污泥運往發電廠與煤摻混后發電，充分達到了循環經濟的目的。而針對技術選擇的原則，我認為環境問題是最重要的，接下來才會有資源回收。
蘇伊士水務工程亞洲方案技術市場經理史平：我們一直強調處置決定處理路線，但實際操作過程中常常因為污泥的出路不清晰給技術路線選擇造成困擾。污泥首先是污染物，安全的出路應該放在第一位，技術的選擇要圍繞這一原則開展，在此基礎上如有可能再考慮資源化、提升效率，從技術層面不斷創新，但安全可靠始終是首要的。例如上海，經過幾年的實踐，確定干化焚燒無害化作為主要的處理技術路線，是現階段最適合現實情況的選擇。
●政府的作用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王偉：政府對污泥處理處置選用什么樣的技術是有決策權的。除此之外，在污泥適用性技術選擇過程中，政府還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
巴安水務副總經理陳磊：我認為政府應該發揮三個方面的作用：第一，政府應在技術路線上對市場有所引導；第二就是費用問題，需要政府制定并落實污泥處理處置的收費政策，提供更多補貼和優惠條件；第三，監管同樣是政府需要承擔的重要職責。
環能科技副總經理鐘曉紅：我認為政府應該建立完整的技術管理體系，做好技術管理工作。當大家都一窩蜂地去搞資源化，政府應該加強引導，給出一個有指導價值的標準。另外，目前我國污泥處理市場出現了惡性低價競爭的現象，這也需要政府發揮引導和監管作用。
蘇伊士水務工程亞洲方案技術市場經理史平：污泥處理處置的產業鏈涉及到多個部門，跨越多個行業，比如水務、環衛、能源、農林，等等，單單依靠水務部門很難推動污泥的整體性、系統性的解決路徑，這是實際操作中常常遇到的一大難題，應該由政府從更高層面牽頭建立跨部門跨行業的專門的協調協作機制，統籌規劃，多部門參與，推動污泥產業良性發展。
北排集團科技研發中心副主任張樹軍：污泥處理處置是民生問題，是社會公益事業，政府起著引導、規范和監管等重要作用。污水處理收費了，污泥處理處置也要收費。政府如何合理收費，如何將百姓的錢用好，如何領導企業，為城市居民創造一個健康的環境的確是政府的職能所在。
●企業的責任和訴求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王偉：污泥作為一個新興的行業，在今后很短的時間內將蓬勃發展。但是，業內企業在區域做污泥技術選擇的時候，不僅僅是要考慮賺錢，或者搶占市場份額，同時也要提負起污泥處理處置的環保責任。因為政府要管標準，管結果，政府最終要把市場的問題交給企業，也就是企業對污泥處理處置有很大的責任。那么，企業如何來行使好這個責任？在這個過程中企業對政府又有哪些訴求？
北排集團科技研發中心副主任張樹軍：作為從事城市污泥處理處置的企業，如何實現污泥處理的無害化、減量化和資源化是首要任務。要實現這一目標，企業要有技術、工程實施和運行管理等方面的綜合能力。如果沒有足夠的能力卻承攬了工程，在施工和運行期間會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現在有些非環保領域的“有錢”企業，看到污泥處理的潛在市場，將資金盲目地投入到污泥處理行業中，忽視了污泥處理的難度和復雜性，結果有時不盡人意，工程建成后不能發揮應用的作用，這對企業和社會都有害無利。
巴安水務副總經理陳磊：我認為企業不僅要賺錢，還要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特別是作為環保企業，我們所從事的是民生事業，不僅關系當代，更關系子孫后代，因此我們應該承擔環境責任，以己之長，治理污染，還人們碧水藍天。這也是巴安水務追求的和諧永續發展的價值觀。一直以來，巴安水務秉持“深耕水務事業，改善我們的環境”的理念，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在中心城區分質供水（直飲水）、污泥干化協同發電、危廢處理等新興領域均有所突破，為祖國生態文明建設貢獻著自己的力量。我們相信，經過我們的不斷努力，我們會成為環保事業的踐行者，社會責任的踐行者。
蘇伊士水務工程亞洲方案技術市場經理史平：作為全球領先且專門從事環境服務的公司，蘇伊士一直致力于向中國引入最先進的技術和經驗。作為公用事業的一員，蘇伊士更是將社會責任視為核心使命，公司及員工積極投身于公益及社會活動，包括各種捐款、捐助、捐建活動，提供緊急救援供水，向公眾開放水廠、宣傳節約用水、推廣環保意識，等等。我們認為，社會責任是企業重要的形象指標，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可以取得社會認同感，提升企業的知名度。面對國內環保行業迅速發展、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局面，蘇伊士在一如既往地提供優質服務的同時，也重視切合本地化的市場需求，借助項目契機建設高質量、有標竿意義的經典工程，以優質服務回饋社會，這也是企業社會價值的真實體現。
環能科技副總經理鐘曉紅：我認為對于污泥處理處置政府要有所作為，有所不為。也就是說，政府應該做好宏觀層面的管理工作，對污泥處理處置提出處理要求、處理標準，給予有效的政策支持和補貼條件，激勵、引導行業以環境績效為導向健康發展。但政府不要在具體技術工藝選擇上進行干涉，要充分發揮市場在配置科技資源中的作用，由市場決定污泥技術的研發方向、技術路線等。也就是應該建立“以政府為主導，以市場為導向，以企業為主體”的運行機制，把市場的問題交給企業，由企業來唱主角。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各地在選擇污泥處理處置技術時，存在“低價搶標”、惡性競爭的問題。低價搶標、惡性競爭擾亂了正常的市場秩序，損害了環保行業的整體利益。而且低價中標環保項目還可能在后續運營中出現問題，影響當地環境質量的改善。我認為，為了規范行業行為，維護行業間的公平競爭和正當利益，促進行業持續健康發展，一方面地方政府應本著對當地環境質量和人居生活環境負責的原則加強監管，維護市場競爭秩序；另一方面環保企業也有責任遵循“公開、公平、公正”的市場規則，加強自律自治。
●技術評估的標準與方法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王偉：針對一項技術，我們不能僅靠企業的宣傳作為選擇的依據，我們需要有科學嚴格、公正透明的評價體系和評估方法作為技術選擇的依據。令人高興的是，今年2月份，住建部和環保部聯合發布《關于加強城鎮污水處理設施污泥處理處置減排核算工作的通知》（環辦總量函 [2016]391號），要求各地將污泥妥善處理處置納入城鎮污水處理減排統一監管，對各種不規范處理處置污泥的行為，扣減該部分污泥對應的城鎮污水處理化學需氧量和氨氮削減量，并明確了具體的計算方式及相對嚴格的懲罰措施。這樣的指標比早些年頒布的相關政策標準有效得多，能把地方政府進行污泥處理和管理的積極性調動起來。這是一項對行業非常利好的政策，給行業發展奠定了非常好的政策基礎。我個人判斷，在今后兩年內我國的污泥處理處置工作將會有一個大的進展，污泥行業的“春天”馬上就要到來。
巴安水務副總經理陳磊：國內的污泥處理處置往往還是以政府的要求為導向，就是政府提出這樣一個要求，然后企業要考慮怎么去配合。我們認為，各種技術最終要經受環境、經濟和市場的檢驗。政府可以加大科研經費支持力度，積極引導企業、高校和科研部門開展污泥新技術的研發。作為企業，我們會研究不同的技術，根據市場需求來選擇技術。
蘇伊士水務工程亞洲方案技術市場經理史平：現階段國內污泥領域的技術評估系統還比較粗獷，沒有充分考慮污泥性質因素的影響，同樣的技術路線針對不同性質污泥其經濟性會有比較大的不同，比如焚燒，以美國的污泥為處理對象和以國內的污泥為處理對象，經濟指標會有顯著的差異。目前市場上談論技術的經濟性時，往往忽略了污泥性質的影響，給決策者帶來了困惑。所以技術評估系統應該根據污泥的類別和性質作細化分類，避免因為評價基礎不同造成混淆。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污泥在性質上存在很大的差異，比如含砂量高，有機成份低，重金屬含量高，等等，不能簡單沿用西方國家的經驗，還是要立足于污泥自身的特性，從經濟性、適應性、可靠性、處理效果以及環境影響等各方面對技術進行比較和評估。
北排集團科技研發中心副主任張樹軍：我國的污水處理是有排放標準的，有一級A，一級B，但是污泥處理目前還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缺少明確的約束性指標。我認為針對污泥處理處置，政府首先要解決一個問題，就是完善相關的政策法規、標準和管理體系。再有就是在選擇污泥技術方案時，應該從保護生態的角度出發，對具體技術的適用性做出客觀的評價，使所采用的技術不僅具有良好的技術經濟性能，更應具有最佳的生態效益。
環能科技副總經理鐘曉紅：我認為在對技術進行評估時，要綜合考慮地方的財力、環境容量和環境需求，標準的制訂應因地制宜，特別是農村不能照搬城市的標準，不能貪大求洋。“十一五”期間，一些地方的鄉鎮建了很多“高大上”的處理設施，過了三五年之后去調研，發現90%的設施都在“曬太陽”，造成極大的投資浪費。花了許多錢，結果打了“水漂”，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究竟采用什么樣的技術？不能一味追求高標準，應切實結合當地環境容量、環保需求，采用經濟有效、可持續運行的技術。如果是政府購買環保服務，要考慮優質優價。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王偉：確實，當前污泥處理處置技術路線眾多，你如果不把自己說得“高大上”，你就沒機會，為此很多企業也無奈。但是我們這個行業亟需構建一個標準化的評估體系，以及公開、透明的項目評價機制，最后還需要形成一個良性的競爭氛圍，來給我們這個行業以及企業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謝謝大家！
香港污泥處理廠獲全球污水處理項目大獎的亮點在哪？（圖）
導讀： 香港污泥處理廠也以其在優化環境方面的創新能力獲得了全球年度污水處理項目的大獎。那么這座世界最大的污泥處理廠究竟有哪些亮點值得如此關注呢？
在之前結束的“水業奧斯卡”第十屆全球水峰會上，香港污泥處理廠也以其在優化環境方面的創新能力獲得了全球年度污水處理項目的大獎。那么這座世界最大的污泥處理廠究竟有哪些亮點值得如此關注呢？
每日處理2000噸污泥，減量化資源化
隨著城市的發展，香港的11個污水處理廠產生的濕污泥量越來越大，如今已經達到每天1200噸，而這個數字到2030年將增加到2000噸。從前這些污泥都是直接傾倒在填埋場，體積太大且浪費資源，對環境不友好，從去年開始它們就都通過海路和陸路被運送到這個污泥處理設施進行處理。
威立雅采用先進的流化床焚燒技術，共4個焚燒爐一同作業。污泥經過高溫焚燒后，剩余的底灰和殘渣只有原來的10%，從而大大減少了填埋區的負荷。污泥在焚燒過程中，能夠將熱能轉化為電力，供給整個污泥廠運營的同時并入公共電網，供給4000戶左右居民的使用。
自給自足與零排放
除了污泥焚燒設施之外，威立雅還為這個廠區建造了一個海水淡化廠和污水處理廠。廠區每天從后海灣抽取海水， 經淡化處理后變成飲用水和設施用水。同時，焚燒污泥產生的能源可以為廠內建筑物提供制冷和供熱，實現了水資源和能源的完全自給自足。而廠區所產生的所有污水經過處理后可用作灌溉、沖廁及清潔等，實現充分回用，不排放到深圳灣，達到“零污水排放”的目標。
環保教育與休閑娛樂中心
為了提升公眾對于可持續發展的認識，設施內設有展覽廳，游客在互動體驗中了解污泥產生的背景和處理工藝；一條空中觀光走廊可以觀看廠區處理污泥的實時運行情況；44.5米的觀景臺使周圍風景盡收眼底；
更值得一提的是，設施內的水療中心和溫水游泳館，都是利用污泥焚燒產生的蒸汽進行加溫，市民可以免費預約，到這里參觀和放松。
T·PARK，“T”代表“轉煥”，轉廢為能，煥然一新，“PARK”，一座人與環境和諧相處的公園。正如它的這個美麗的名字，香港污泥處理廠不僅為城市的污泥處理提供了可持續的解決方案，更成為了香港政府對環境保護承諾的一個樣板工程乃至世界環保領域的綠色典范。
一攬子政策需跟上 綠色污泥暗藏百億契機
近年來，為了使城鎮污水得到有效處理，我國建設了許多污水處理廠，隨著污水廠建設不斷推進，污水處理率得到有效提升。但是污水廠產生的副產品——污泥，其有效處理處置仍是一個尚未破局的難題。
一攬子政策需跟上 綠色污泥暗藏百億契機
2016新年剛過，《中國污泥處理處置行業現狀分析與發展前景研究報告（2016年版）》（以下簡稱《報告》）發布。《報告》總結了過去幾年間污泥處理處置產業存在的幾大問題。其中，根據“十二五”當初規劃的目標來看——污泥處理處置產業完成情況很不理想。
按照規劃，“十二五”期間全國規劃建設污泥處理處置量總規模應達518萬噸/年。但根據《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年底，全國污泥處理處置設施建設僅完成“十二五”規劃目標的43.4%，即224.81萬噸/年。
多位業內人士指出，污泥處理處置的技術條件已經具備，類似于餐廚垃圾生物質厭氧發酵制沼氣、生物柴油、循環流化床焚燒發電，將其資源化利用技術都已成為重要的處理處置手段。不過，盡管技術種類眾多，卻掩蓋不了污泥處理處置市場的“虛火”。
自上海白龍港項目之后，國家鮮有大型污泥處理處置項目落成。據不完全統計數據顯示，北京和上海等城市僅有約50座大型污水處理廠中建設了一批污泥消化裝置，而且污泥處理設施小，甚至近20座都已不能使用。
“現在的問題不是能不能做，而是怎么做。”業界資深人士透露。而造成以上現狀的原因很多，但幾乎所有被采訪人不約而同地將問題根本指向了不完備的政策上。
治水不治泥，等于未治水
城市污泥是污水處理過程的必然產物。在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的處理中，會產生大量的固體懸浮物質，即使經過污泥濃縮及消化處理，含水率仍高達96%。這些污染物體積很大，難以消納處置，必須經過脫水處理，以減少污泥堆置的占地面積。當然，被污染的水體中，也會有污泥存在。
事實上，城市污泥的危害比想象的要嚴重。首先，沒有及時處理的污泥會對空氣造成二次污染。由于目前國內城市污泥產量過大，許多污泥處理場不得不將污泥露天堆放，而污泥中有機質含量高，容易散發出臭味。因此，在夏天，污泥處理廠就成了蚊蟲滋生的天堂。曾有報道稱，北京龐各莊污泥堆肥廠“一到夏天蚊蟲蒼蠅鋪天蓋地，每年光滅蚊就需要農藥三四噸。”
其次，重金屬含量高，容易污染土壤。不少污水處理廠的污泥都會汞超標，究其原因，可能是混入了生活污染源中的含汞廢物。如果處理不當，很可能造成土壤污染，進而導致地下水的二次污染。
最后，污泥含水率高。未脫水污泥含水率大于90%，初步脫水污泥含水率也高達80%，造成運輸成本高、堆放面積大，擠壓垃圾填埋場庫容，堵塞垃圾滲濾液管等問題。這也是為何中國的垃圾填埋場，不喜歡處理污泥的原因。中國水協排水專業委員會理事長楊向平、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副院長王洪臣教授等專家學者更是認為，“治水不治泥，等于未治水”。
助推水處理供給側
值此背景，環境保護部與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近日聯合發布了《關于加強城鎮污水處理設施污泥處理處置減排核查核算工作的通知》，將污泥處置納入到城鎮污水處理總量減排考核。該通知提出，各地要將污泥妥善處理處置納入城鎮污水處理減排統一監管，對各種不規范處理處置污泥行為，扣減該部分污泥對應的城鎮污水處理化學需氧量和氨氮削減量。可以說，今后的污水處理廠污泥處理處置將面臨更為嚴格的監督。
但是，要想實現污泥“綠色、循環、低碳”的妥善處理，還需要政府出臺更多的支持政策。
據測算，我國污泥處置設施建設投資大致應在400—500億元，相關主管部門可以從碳減排貢獻角度，給污泥處理處置設施建設一些政策方面的實際支持。
中國城鎮供水排水協會排水專業委員會主任楊向平表示，國內現在的污泥處置有厭氧、干化、好氧等方式，但沒有主流技術，需要制定技術導則、加強監管。如果從“低碳”角度遴選出適宜的主流技術，并給以一定比例的投資補貼，對污泥處理技術的創新性研發也是一種推動。
此外，污泥資源化產品如果能享受國家減免稅政策、優先納入政府采購品種序列，將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但同時，也應注意在處理處置環節不能為了消滅污泥，和高能耗、高排放的企業捆綁在一起，成為其去產能的“擋箭牌”。業界資深人士張悅強調說，污泥處置還是要立足于“低碳、綠色、環保”的方向來建設處置設施、選擇適宜的處理技術。
亟盼政策春風
此外，相對于污水處理的整體投資來說，污泥處理處置設施的資金投入非常有限。僅從BOT項目角度來看，污泥處理處置全成本區間在150元/噸—500元/噸，平均成本為270元/噸，折合到污水處理費中約合0.2元/噸。國務院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主席趙華林表示，這0.2元的投資對每個城市來說都是比較沉重的負擔。
據E20研究院調研顯示，目前，能將污泥處理處置費用納入污水處理費的地方僅有北京市、江蘇省太湖地區、江蘇省常州市和廣州市等部分地區。其中，江蘇地區污水處理費相對較高，其污泥處置費能達到0.2元/噸，而廣州市則僅為0.04元/噸。
在同濟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院長戴曉虎看來，我國污泥穩定化、無害化程度還比較低。相比發達國家污泥處理投資和運行成本占比污水處理廠總投資的30%-50%，我國“十一五”期間污泥處理的投資占比僅為10%-20%，有的甚至更少，運行費用中也只涵蓋了污泥的減容和外運，大多數中小型污水處理廠往往只考慮到污泥濃縮、脫水工序，沒有考慮到污水處理廠內污泥穩定化、無害化處理等問題。
此外，雖然有一些污水處理廠建設了污泥穩定化處理設施，但因為沒有明確的規范要求和約束性指標考核，運行單位的積極性也不足，導致大部分設施處于閑置狀態。所幸，隨著《關于加強城鎮污水處理設施污泥處理處置減排核查核算工作的通知》的落地，我們有理由期待，未來污泥政策的步伐將會紛至沓來。
（來源：中國環保在線）
從1970年代的冷點，到國家“十二五”期間的升溫，到目前的熱點，中國污泥處理處置走過了四十余年。其背后，是一群不停“嚷嚷”，讓國家知曉污泥嚴重性的可敬學者。
7個月時間，1.9萬噸污泥被傾倒在北京門頭溝區，造成44畝林地嚴重污染。2016年4月，北京市第一中院終審裁定，相關人員行為構成污染環境罪。
這不是污泥處理行業第一次出事，污水處理廠的污泥未安全處理，已成老生常談的問題。
當輿論批評此起彼伏時，行業內的專家們感慨的是，行業處理和政府監管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我已經很長時間不談污泥了，實在沒什么可談的。”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副院長王洪臣一度拒絕接受采訪，他厭倦了長年累月呼吁同一件事，卻沒什么進展。“為什么我六七年前談的問題，現在都還存在？光我們業內幾個人在嚷嚷，外圍總沒突破。”
從1970年代我國探索建設污水處理廠至今，已有四十余年。污泥問題從無到有，從僅有少數業內人士關注到逐步進入公眾視野。包括王洪臣在內的一群污泥專家，就這樣一面高聲“嚷嚷”，一面搖頭嘆氣，走過了一個五年，又一個五年。
“水十條”污泥 目標難達？
六七年前，離任北京城市排水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北排”）總工程師的王洪臣“嚷嚷”要解決污泥處理處置問題，結果讓他很失望。
2012年，“十二五”全國城鎮污水處理及再生利用設施建設規劃提出，到2015年，直轄市、省會城市和計劃單列市的污泥無害化處理處置率達到80%，其他設市城市達到70%。
而現實是，這一目標沒完成。“昨天大家還在討論，當時把目標說高了。”2016年5月19日，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環境修復中心主任陳同斌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正參與撰寫污泥處理處置“十三五”規劃。
這是污泥業內一件預料之中的壞消息。目標提出一年后，中國環境報就刊文稱，我國80%的污泥沒得到有效處置，由于成本過高，“十二五”污泥處置目標很難完成。類似的新聞，幾乎每年來一次。直到2015年末，住建部有關負責人在一次污泥行業會議上公開承認完成率非常低。
陳同斌希望把“十三五”目標定低一點，但2015年出臺的“水十條”已經給了說法：地級及以上城市污泥無害化處理處置率應于2020年底前達到90%以上。
多位污泥行業專家表示擔心，這一目標會在四年后再次落空。畢竟，污泥問題已是歷史遺留的“老大難”。
“中央批示了好多次。”中國城鎮供水排水協會排水專業委員會主任、北排原總經理楊向平說。
最近一次批示是2015年1月。針對媒體報道北排“白天治污水、夜里排污泥”，一位國務院領導要求環保部、住建部組成工作組，會同北京、河北調查核實。“堅決制止跨區域偷排有毒污泥行為，以‘零容忍’依法處理責任者。”
批示傳達了，責任者處理了，污泥問題依舊。
行業內常為污水處理廠喊冤：一出事就找廠長，但污泥是在處理城市污水過程中產生的，責任主體應是各地政府。“廠長要背責任，卻沒有處理污泥的能力。就好像讓步兵團去打炮，我去沒問題，但司令部得給我炮啊！”
據楊向平估算，解決污泥處理處置設施不足的問題需500億元資金，其中應由國家拿出250億。“相對于污水處理動輒千億，250億很小很小。”
“不給錢也行，總得給點政策支持吧。”北京市市政工程設計研究總院原副總工程師杭世珺感嘆，污泥行業年年開七八次會，看起來熱鬧，呼吁的內容卻大同小異：“為什么總開會？就是政策支持力度還不夠。解決污泥問題，還得政府想辦法。”
“讓中央領導知道”
楊向平和杭世珺都退休了。相識四十年，污泥是兩人見面時繞不過去的話題。
1970年代，如今北京市最大的污水處理廠——高碑店污水處理廠尚在小試科研階段，楊向平是管理方，杭世珺是設計方。那時的高碑店還是農村，農民將污水和污泥視作寶貝，污水拉走做農灌，污泥搶去做農肥。
整個1980年代，污泥都很受歡迎。“農民要拉這點污泥還得走后門，錢給否不知道，至少得給點煙抽。”楊向平回憶。
不過，到了1990年代后期，污水處理廠的污泥越產越多。污泥去處已成問題，只能拉去遠郊。一輛車載10噸泥，從高碑店一天要開走四五十輛運泥車，而且漸漸只敢晚上開車。含水率80%的污泥就像稠粥，運送時會沿途傾灑，還散發臭味。“從一開始搶著要，到后來老百姓都不讓你從那里經過，污泥就是這樣成為問題的。”
廠里覺得困難，政府卻還沒注意到。“八九十年代我就一直嚷嚷，這污泥要處理，要建污泥處理廠，政府一直不拿錢。”
21世紀初，在大城市顯現的污泥圍城現象開始向中小城市蔓延。2003年，三峽庫區建設以后，17座污水處理廠在建設過程中沒有妥善規劃污泥的處理處置，引起當地不滿。
杭世珺當時正在三峽做污水處理。國家計委（國家發改委前身）定下的原則是，所有污水處理廠的污泥進填埋場，填埋場的滲濾液進污水處理廠。“一考察就發現問題，污泥在填埋場擱不住，機器一碾過去像口香糖似的，把機器都弄癱瘓了。”
回到北京，杭世珺決定將污泥的事情揭一揭，“讓中央領導知道”。她發起一期民間沙龍，邀請王凱軍、王洪臣和剛從英國歸來的陳吉寧等專家共商污泥問題。討論結果形成《清華水業技術綠皮書》，向社會公開發布并呈至發改委和住建部。
綠皮書痛陳污泥處理處置問題首先源于管理體制上的混亂，責任主體不明確，污水處理廠作為事業單位，是為政府義務服務的附屬實施機構，無法獨立承擔責任；污泥處理運行費無著落，使得責任被旁置；政府對污泥監管嚴重缺位，缺少系統規劃，相關標準也缺乏科學性。“當時措辭必須尖銳，行業里都不尖銳，引不起政府和社會的重視。”
時任北京市環境保護科學研究院總工程師的王凱軍事后回憶，國務院領導三次批示三峽庫區污泥問題。“對環境保護的問題，總理級別進行批示，這是不太多見的。”據知情人士介紹，三峽庫區的污泥，到今天仍在處理，沒有找到很好的解決辦法。
藏在暗處的污泥問題終于被擺上臺面。可批示過后，杭世珺的感受是：“我們都急得冒煙了，政府還按兵不動。”
“緩兵之計”的政府苦衷
政府有政府的苦衷。
“那時候錢真緊張，管了污水，就顧不上污泥。”2016年5月20日，住建部城建司巡視員張悅坐在辦公室里，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治理污泥的歷程。
還有幾個月，張悅就要退休了。他從1980年代初介入污水污泥領域，天津在唐山大地震后加快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開始建設中國第一座大型生活污水處理廠，當時張悅在中國市政工程華北設計研究院工作。“坦率地說，那個年代所有裝備都自己設計制造，包括污泥厭氧消化的全套設備，但是運行情況不是很理想。”
2000年，建設部、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科技部印發《城市污水處理及污染防治技術政策》，張悅參與制定。他將16年前的政策中與污泥相關的章節投影在辦公室墻面上，一字一句地講起當時的考量。
政策規定，日處理能力在10萬噸以上的污水處理廠產生的污泥，宜采取厭氧消化工藝進行處理；10萬噸以下的，可進行堆肥處理和綜合利用。
“宜處理、可處理，都是很弱的提法，基本沒做強制性要求。”當時主管部門考慮的是，有限的資金究竟先用來干什么。
答案是先治理污水。“污水的污染是流動性的，會對飲用水源產生很負面的影響。”
而要處理污泥，總投資要增加30%。“當時的考慮，有這個錢的話更多要推動污水處理廠和管網的建設，先把污水問題解決了。此前的污泥消化設施運行并不好，當時覺得，如果一定強制大家做污泥消化，有可能達不到投資效果，還會分散建污水處理管網的精力。”
政策還規定，經過處理后的污泥，達到穩定化和無害化要求的，可農田利用；不能農田利用的污泥，應按有關標準和要求進行衛生填埋處置。
“我們也料到，結果就是大家普遍采用最后一句話——填埋處置。因為這樣最省事，至少把污染固定住了。只是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
填埋并非最合適的污泥處置方式，不僅占用土地，還極易造成二次污染。住建部開始組織專家制定相關標準，探索污泥處理處置的技術路線。
2009年前后，住建部出臺了一系列泥用標準，涉及園林綠化、單獨焚燒、土地改良、農業、制磚等。陳同斌參與了每一個標準的制定。他評價這些標準對污泥處理處置起到了規范作用，但也有一些內容不能落地。
引起行業內更大爭議的是2011年住建部和發改委出臺的《城鎮污水處理廠污泥處理處置技術指南（試行）》。幾乎所有技術都被列入其中，除了提出安全環保、循環利用、因地制宜等基本原則，“指南”并未向地方指明什么是最佳的污泥處理處置方案。
“指南指得好啊，東西南北全給你指一遍。”這已成為污泥業內一句經典玩笑。
“指南指南，要有南！這是我三十年苦苦搞的事情。”張悅坦承，他當時對該采取何種技術路線也感到困惑，國外成熟的技術不一定適合中國，不能直接拿來就用。“所以我們的指南只能是四平八穩，把壓力往下傳導，讓地方政府去‘因地制宜’自己想辦法。”。
多年前環保部就曾與住建部商議，要求加大對污泥問題的處罰力度，張悅提出還是要給點時間，加快研究適合中國特點的污泥處理處置技術路線。
施加壓力不難，張悅擔心的是，如果不指明一條出路就給地方加壓，病急亂投醫，說不定產生新的問題，對環境危害更大。“就像擠牙膏，前面的口子沒擰開你還使勁擠，只能從屁股后面鉆出來。”
給污泥找出路
污泥處理處置的困難是此一時，彼一時。
近幾年關注度的提高，污泥處理處置已進入政府視野，在一些經濟發達地區，資金不再是最棘手問題。技術路線之爭也趨于塵埃落定，消化、堆肥、干化、焚燒這四大國際主流的技術路線在國內都逐步得以應用。
現在，專家們頭疼的是，有什么方法能消納每天源源不斷產生的大量污泥。“國外的鏈條是暢通的，中國的污泥鏈條總走不通，缺政策。”杭世珺說，“光一個兩毛五的電價補貼，還是我們費勁爭取來的。”
理論上，污泥可以協同發電，但由于熱值過低，電廠并不歡迎污泥。2005年前后，國家為鼓勵廢棄物資源化利用，提出對廢棄物焚燒發電提供電價補貼。杭世珺等人通過住建部層層上報，將污泥加入名單中。
“污泥上電廠，這才有了依據。”國家這一政策是鼓勵資源化利用，但杭世珺當時的首要目標是給污泥找著出路。“不然污泥就憋在污水處理廠了，沒人替污泥著急。”
和填埋一樣，污泥焚燒也有自己的問題：成本過高，污染物可能轉移到大氣中。
從資源循環利用的角度出發，近年來，業內逐步達成共識，鼓勵污泥回歸土地。可這條路也走得異常吃力。
回歸土地的方式是將無害化處理后的污泥產物制成栽培基質或肥料，進行農用、綠化或林用，為土壤提供氮磷鉀和有機質。此時，污泥進入了農業部和林業部的管轄范疇，而部門利益沖突成為這條路上的絆腳石。
農業部沒有明文規定污泥不能進入土地，但只要是污泥生產大規模流通的商品農用肥料，都不登記受理。一位農業部肥料登記評審專家委員會成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委員會內部兩派對污泥制肥的爭論比較大。“委員會一直在討論這個問題，有時候差點就要放開口子。”
有一次，楊向平和農業部領導一起座談，希望取得政策支持。農業部領導說，我們沒有明文反對污泥農用，問題是農業部不掌握哪股泥合格，哪股泥不合格。“污泥監管職責不在我，出了食品安全問題責任又在我，那我干嘛允許你用？”
“還是部門保護。大部分城市污泥的重金屬含量比畜禽糞便還低，為什么不讓登記？畜禽糞便可以登記肥料，因為畜禽養殖業也歸農業部管。”肥料行業一位資深專家義憤填膺。
“污泥直接農用的路沒可能通的，現在我國這么關注土壤重金屬污染。”華南農業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教授吳啟堂神情落寞，他已經放棄打通這條路的努力，轉做間接農用或林用的研究。
2016年5月31日，國務院發布《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又稱“土十條”），亦鼓勵將處理達標后的污泥用于園林綠化。在控制農業污染部分，提及嚴禁將污泥直接用作肥料。陳同斌參與了“土十條”的制定，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一規定并未對污泥土地利用提出新要求，也沒有設置新門檻，污泥在處理后能否農用仍處于模糊狀態。
一些城市的綠化造林，已經開始使用經無害化處理的污泥肥料，湖北襄陽等地還利用污泥產出的“生物碳土”，在沙荒地和封場的垃圾填埋場上營造出一片片“移動森林”。張悅的辦公桌上就擺著一袋污泥制成的園林用肥。他相信，污泥林用的路能走通，并特別稱贊利用污泥產品和容器苗結合的種樹方式，還興致頗高地編了一段順口溜：“污泥關在籠子里，再不利用沒道理。污泥不下地，部門無爭議。種糧靠耕地，育樹靠污泥。”
問題出在公共管理
自信找著出路后，中央開始向地方施加壓力。2016年2月，環保部和住建部聯合發文，要求將污泥處理處置納入城鎮污水處理減排統一監管，對各種不規范處理處置污泥的行為，將扣減該部分污泥對應的城鎮污水處理化學需氧量和氨氮消減量。
不處理好污泥，就扣減排放總量。張悅解釋，這個政策的目的是和城市政府算賬，將污泥處理納入政績考核。地方政府有壓力，才會擔起主體責任。
“十二五目標沒完成，我們有責任的。十三五一定要解決污泥問題！”張悅表示。
楊向平分析，污泥問題難解決，一個原因是涉及面廣。“處理設施建在哪都不受歡迎，即便建了，運送污泥沿途也會產生騷擾。你把污泥處理了，只要資源化變成產品，還得回歸社會，和各個部門打交道，每個部門都有利益格局。”另一個原因是污泥問題比較隱性，難引起強烈關注。
因此，污泥問題“到國家層面排一排，總排不到重要工作上”。
“十一五”時，楊向平說污泥是個冷點，要爭取把它炒溫。到“十二五”，相關標準、技術指南陸續出臺，他感覺污泥到了溫點，呼吁要給地方政府加壓。“現在壓力也有了，你看污泥多熱。要開鍋可能還得等到十四五，政府再給點政策支持。”
并非所有業內專家都這么樂觀。王洪臣擔心，政府還沒有真正為污泥找著出路。“填埋沒地了，焚燒難以通過環評，農業利用大家擔心有毒有害物質，只有土壤改良和園林綠化，大家意見還較為統一。但是，需要改良的土地遠離污泥，園林綠化也消納不了多少。美國全國污泥只有1%進行土壤改良、3%用于園林綠化及林業利用，都不是主要出路。”
一位污泥行業專家認為，光靠產生污泥的部門出政策無濟于事，解決污泥問題，必須高層協調所有利益相關方，通過妥協找到最大公約數。“污泥到底是不是個事？不是就干脆別理它。要是個事，怎么會幾個部委長達八九年意見不一致呢？”
在他看來，污泥問題能否解決，和五年規劃沒什么關系。“說一千道一萬，污泥問題出在公共管理。”
中國污泥處理得失四十年
當年緩行兵，如今急行軍
來源：環境
（農健/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