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生態治水：“海綿城市”與“海綿國土”
【摘要】 近來熱議中的“海綿城市”既是一種城市形態的生動描述，更是一種雨洪管理和生態治水的哲學、理論和方法體系。“海綿城市”是建立在生態基礎設施之上的生態型城市建設模式。這個生態基礎設施有別于常規的、機械的、以單一目標為導向的“灰色”的工程性基礎設施，而是以綜合生態系統服務為導向，用生態學的原理，用國土和區域生態規劃的方法以及景觀設計學的途徑與技術，來實現生態防洪、水質凈化、地下水補給、生態修復、生物保護、氣候調節和人居環境改善等綜合目標。“海綿城市”是適應于中國復雜的地理氣候特征提出來的，以中國悠久的水文化遺產為基礎，并融合了當代國際先進的雨洪管理技術和生態城市思想而形成的理論、方法和技術體系。“海綿城市”的理念必須放在綜合解決中國面臨的水資源、水環境和水生態問題，從區域到局地尺度上探索適應全球氣候變化的解決方案，以及美麗中國建設的大背景下來理解，因此“海綿城市”的建設也就是“海綿國土”的建設。
【關鍵詞】 生態治水 海綿城市 海綿國土 生態修復 景觀設計學 洪澇防治
【中圖分類號】TU99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21.001
“海綿城市”和“海綿國土”理論的客觀背景
當今中國正面臨水資源短缺，水質污染，洪水、城市內澇，地下水位下降，水生棲息地喪失等各種水問題（王浩，2010）。這些水問
題并不是局地的或者某一部門管理下發生的，而是系統性的，我們亟需一個綜合全面的解決途徑。“海綿城市”正是立足于我國的水情和水問題提出的旨在綜合、系統地解決水生態、水環境和水資源問題的可持續生態途徑；其目標是修復以水為主導因子的生態系統，健全其綜合的生態系統服務（Ecosystem Services, Daily,1997），包括供給服務（包括干凈的水和食物）、調節服務（旱澇調節和氣候環境的調節）、生命承載服務（為多樣化的生命提供生存的條件）和文化精神服務（包括審美啟智和生態休憩），這四類生態系統服務構成水系統的一個完整的功能體系。“海綿城市”并非指具體尺度上的城市（當然也包括城市尺度的海綿建設），其核心是一種生態治水的理念，必須放在中國整個國土的水生態、水環境及水資源的大背景下來理解，因此，“海綿城市”的建設也就是“海綿國土”的建設（俞孔堅，2016）。
水資源貧乏且降雨不均的國情，決定了建設滯蓄和調節系統的必要性。中國水資源總體缺乏，不到世界總淡水資源的10%，卻要滿足20%世界人口的生存和發展需要，這決定了節約水資源、珍惜雨水應成為中國一切涉水工程的根本策略；大部分城市受東南季風和西南季風控制，有限的降水在時空分布上很不均勻，年際變化大，年內季節分布極不均，主要集中在6～9月，占到全年的60%～80%，北方甚至占到90%以上；全球氣候變化帶來的不確定性增加，導致暴雨洪水頻發。這些特點決定了就地調節雨洪，解決旱澇不均水情，形成富有彈性的水量調節系統，應該成為普遍的治水策略。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漢，中國先民就總結出“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而一頃之陂可以灌四頃”的經驗（見《淮南子》卷一七《說林訓》），通過陂塘建設實現農田的旱澇調節，構成了中國廣大鄉村田園上古老的“海綿”景觀遺產；古代城鎮建設中的坑塘蓄水系統也是因應季節性水情而孕育的水文化景觀，是中國城鎮中的彈性適應策略和“海綿”景觀遺產。
中國主要城市的降雨特征，也決定了我們不能照搬歐美一些城市如巴黎、倫敦、紐約等被國內媒體認為是“先進” 的、靠城市地下管道排水、大型地下蓄水設施來解決內澇的途徑。相對來講，這些歐美大城市的降雨四季分布比較均勻，雨水管網建設和利用比較經濟。而在季風性氣候下，中國大部分城市為滿足瞬時降雨而設計的高標準排水管道和泵站，造價和維護成本高昂，對水情的彈性適應能力低下，且將珍貴的雨水排掉。更何況，隨著全球氣候的劇烈變化，那些被認為有完善地下排水系統和洪澇防范工程的歐美城市，同樣遭受慘重的洪澇災害，同樣在反思工業時代的灰色基礎設施的弊端，尋求更富有彈性的生態治水途徑。
水資源的過度開發和水環境、水生態的全面惡化，呼喚系統的生態修復。我國快速的工業化和城鎮建設、農業生產活動帶來對水資源的開發空前過度，特別是北方地區，河流斷流，濕地和湖泊大面積消失，地下水嚴重超采；地表和地下水水質污染嚴重，官方數據表明，目前75%的地表水都出現不同程度污染，除了工業和城鎮生活污水外，大量的污染來自于廣大土地上的面源污染，特別是農藥和化肥經地表徑流污染河流湖泊。這一水情決定了水質凈化必須同水量調節統一考慮，尤其必須利用自然系統和應用生態方法來治理大面積的面源水污染問題。同時，由于水是生態系統的主導和關鍵因子，水質和水量問題已經帶來了中國水生態系統的全面惡化，導致生態系統服務的全面下降，包括生物棲息地的大量消失（中國東部的50%的濕生棲息地在過去30年內消失），普遍性的黑臭水體導致城市生活質量嚴重下降，濱水文化和經濟價值得不到利用，等等。所以，水生態系統的全面修復應成為治水的根本途徑，生態治水得以孕育而生。
城鎮化導致洪澇災害風險增加，呼喚更科學的水系統設計。過去三十年的快速城鎮化，導致人口向高風險的洪泛區集聚，特別是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環渤海平原，以及各種尺度的盆地及河谷平原集中。北京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近年來，中國70%以上GDP和人口都集中分布在高風險洪泛區（俞孔堅等，2012）。宏觀上，多山地、少平原的地形限制，農業時代形成的逐水而建的城鎮歷史格局，加上快速城鎮化階段盲目在原有老城基礎上的攤大餅發展模式，導致中國城鎮建設的選址和擴張必然與洪澇災害相伴生；微觀上，在城鎮規劃建設過程中，無視自然地形和現有水
系統，大量河湖濕地被填埋和侵占，搞千篇一律的“三通一平”，加之道路廣場等硬化面積大量增加，導致城市內澇風險急劇增高，這也正是今年武漢遭受大規模內澇的主要原因。這一形勢決定了未來國土的洪澇治理必然以城鎮安全為主要目標，必須以規避洪澇作為新城鎮選址和建設的主要規劃策略，以微觀的豎向改造及利用城鎮內部的自然水系、綠地作為雨洪滯蓄的修補策略。
農業大國轉向城市大國，生態治水迎來歷史機遇。從大禹的“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 到今天的壘大堤筑高壩以“嚴防死守”，雖方法不同，但防洪抗洪作為中華民族生存繁衍大戲中的一個主旋律，數千年來未嘗變過。原因在于中國人多地少，良田美池往往在洪水泛濫的低地平原，利害皆因水而生。這樣一種大國與水的關系今天有了根本的變化，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國一直到近代以前，國家和人民的生存都依賴于農業，農業占GDP 的比重都在90% 左右，30 多年前還占了30% 強，而到了今天已經下降到了10% 弱，這是五千年未有的一個巨變。這意味著人民不再寄生存于一畝三分地的收成上了。試問，伴隨中國農業文明千年不變的治水策略，是否也應該有一場前所未有的巨變？歷史上發揮過重要作用的大禹“疏決江河” 和當代“嚴防死守” 的治水策略，在今天的生態文明建設和社會經濟條件下，都需要轉變了！北京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假設拆掉中國江河上的所有防洪堤壩（并不意味真要全部拆掉），中國被洪水淹沒的國土面積每年是0.8%，極端的百年一遇也只淹沒約6%，而中國的城鎮居民只需要有2%的國土面積作為居住空間。這意味著，與洪水為友并不是一個昂貴的策略。而進一步的城鎮化和高鐵的發展，給人地關系調整和人水矛盾的協調帶來了無限的機遇。再造秀美山川，絕非癡人說夢！關鍵是我們能否抓住新型城鎮化的機遇，將水生態文明建設與城鎮化的空間布局及國家重大交通基礎設施規劃統一考慮。
“灰色”工程治水的反思
近幾十年來，中國對大型防洪和水電工程、農田水利工程以及城市的防洪排澇工程投入巨大，成就了包括河道渠化硬化、鋼筋水泥防洪堤壩、攔江水泥和橡膠大壩、水泥農田灌渠等大量工程，當然也成就了GDP的增長。這些工程項目構成的基礎設施，由于其沒有生命的鋼筋水泥特性，被統稱“灰色基礎設施”（Grey Infrastructure）。客觀講，在一個以生存為首要目的的發展中國家的建設初期，除了一些明顯的失敗工程外，許多這樣的“灰色基礎設施”在區域防洪、能源生產、農業灌溉和抗旱、城市的供水安全和排澇方面發揮過重要作用，其歷史功績不可抹殺。西方200多年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中，也有過崇拜灰色工程的文化，它們帶來了對自然征服英雄行為的自豪感，也是人類對自然認識不夠全面、系統的情況下最容易采取的途徑，在特定歷史時期不可避免。
今天，在生態文明和美麗中國建設的視角下，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國水問題的系統性和復雜性，包括水資源短缺、季節分布不均、水質大面積污染、洪澇和缺水問題并發，同時伴隨著生物棲息地喪失、城市濱水的文化和經濟價值得不到開發等問題。而遺憾的是，面對這些綜合性的水問題和一個富有生命的水系統，我們往往熱衷于通過目標單一、利益局部、只求短期效益的大型“灰色”工程措施來解決問題，結果卻導致系統性問題的發生和系統本身的惡化，有的惡化是不可逆的。人與水系統的關系進入一個惡性循環：
比如，一些防洪工程中，為了城市安全，不惜巨資用水泥堤壩將河流裁彎取直，變成了“三面光”的排水渠，目的是將河水快速排泄，沒有了河漫灘，結果是下游洪澇壓力加大、洪水的破壞力被加強、珍貴的雨水被排掉、地下水得不到補充、河流兩岸的濕地得不到滋潤、自然河床和兩岸豐富的棲息地被破壞、生物滅絕、城市的親水界面被毀壞，河流變成為人和其他生命的死亡陷阱。而不計后果的水電大壩工程帶來的惡果尤甚。如此，河流及其兩岸的自然“海綿”系統被破壞，喪失了原有的彈性和本來可以源源不斷給人類以綜合的生態系統服務的能力。
又比如，一些農田水利工程中，為了高效和節約土地，農田灌溉系統被修成了所謂的“現代”的筆直水泥灌渠，田間地頭的陂塘被平整，河渠兩側的生物緩沖帶被硬化，農藥和化肥殘留得不到截留和凈化（研究表明，只要農田灌渠兩側有一定的生物緩沖區， 50%以上的氮、磷等營養元素都可以被截留）。中國廣大鄉村田園上的陂塘景觀，除了具有旱澇調節作用外，還具有截留和凈化農業面源污染，保存鄉土生物等各種生態功能（俞孔堅， 2016）。而在今天廣被推廣的所謂“現代化”的園田化建設中，這些珍貴的、千百年來形成的“海綿”遺產消失，與其相關的生態系統服務也全面喪失！
再比如，一些城鎮排澇工程中，為解決內澇，片面依賴灰色的管道工程，為滿足瞬時排水要求，工程浩大、維護成本高且可持續性差；同時，大量珍貴的雨水被排掉、地下水得不到補充、雨水資源得不到充分的利用。由于城鎮對這種集中的、灰色排水系統的依賴，城市中的河流、湖泊、濕地和綠地等的調節功能逐漸喪失。中國古代城鎮和村落中往往有許多分布均勻的坑塘，互為聯通，調節旱澇，而在近幾十年的城鎮建設中，這些基于千百年經驗積累和智慧的城鎮“海綿”遺產迅速消失，隨之而去的是其眾多的生態服務及文化價值。
水本是地球上的一個連續的系統，是世界上最不應該被分離的元素。可是我們的常規工程建設與管理體制中，卻把水系統分解得支離破碎：水和土分離、水和生物分離、水和城市分離；甚至連排水和給水兩個過程都是分離的，分別由不同的部門管理或由不同的公司來運營；防洪和抗旱分離，各大城市一到雨天，所采取的措施之目標是在盡可能短的時間把水排掉，而干旱的季節又都要抽地下水來澆灌綠地。這些都是簡單的工程思維和管理上的“小決策”帶來的弊端。“小決策是一切問題的根源”（Odum,1982）。所以，解決諸多水問題的出路在于回歸水生態系統的完整性，來綜合解決問題。正是在這樣的反思基礎上，“海綿城市”的理念被提出了，并有必要將此理念擴大到“海綿國土”，來系統解決中國各地普遍面臨的諸多水問題。
“海綿”的哲學
“海綿城市”是適應中國復雜的地理氣候特征而提出來的、以中國悠久的水文化遺產為基礎、融合了當代國際先進的雨洪管理技術和生態城市思想而形成的理論、方法和技術系統，具有鮮明的中國性和國際的先進性。
以“海綿”來比喻一個富有彈性、具有自然積存、自然滲透、自然凈化為特征的生態型城市，是對工業化時代的機械的城市建設理念，及其對水資源和水系統的片面認識的反思，包含著深刻的哲理，是一種完全的生態系統價值觀，是對簡單工程思維的糾正。這種完全的價值觀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系統包容而非孤立排斥。不難發現，人們對待雨水的態度實際上是非常功利、自私的。磚瓦場的窯工，天天祈禱明天是個大晴天；而久旱之后的農人，則天天到龍王廟里燒香，祈求天降甘霖；城里人卻又把農夫期盼的甘霖當禍害。同類之間尚且如此，對諸如青蛙之類的其他物種，就更無關懷和體諒可言了。“海綿”的哲學是包容，對這種以人類部門與地方利益為中心的雨水價值觀提出了挑戰，它宣告：天賜雨水都是有其價值的，不僅對某個人或某個物種有價值，對整個生態系統而言都具有天然的價值。人作為這個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是整個生態系統的必然產物和天然的受惠者，這種天然恩惠體現在以水為主導因子的生態系統給人類社會綜合生態系統服務。所以，每一滴雨水都有它的含義和價值，“海綿”珍惜并盡可能留下雨水，處理和再利用灰水，保護濕地和水生態系統，維護人類與水的精神聯系。就管理而言，海綿城市整合水資源管理、水利、給排水、環境保護、生態保護、城市園林與市政工程、環境教育與休閑娛樂等各個部門的工作，整合與協作是海綿城市建設的基本形式與要求。
第二，就地化解而非轉嫁異地。把災害轉嫁給異地，是幾乎一切現代水利工程的起點和終點，諸如防洪大堤和異地調水，都是把洪水排到下游或對岸，或把干旱和缺水的禍害轉嫁給無辜的弱勢地區和群體。“海綿”的哲學是就地調節旱澇，而非轉嫁異地。中國古代的生存智慧是將水作為財富，所謂“四水歸明堂，財水不外流”，就地蓄留無論是來自屋頂的雨水，還是來自山坡的徑流，因此有了農家天井中的蓄水缸和遍布中國大地上的陂塘系統。這種“海綿”景觀既是先民適應旱澇的智慧，更是地緣社會及鄰里關系和諧共生的體現，是幾千年來以生命為代價換來的經驗和智慧在大地上的烙印。
第三，順勢分散而非逆勢集中。常規大型水利工程往往是集國家或區域的集體意志辦大事的體現，在某些情況下這是有必要的。但從當代的生態價值觀來看，大壩蓄水、跨流域調水、大江大河的防洪大堤和蓄水發電、城市的集中式排澇管道、集中式污水處理廠等與自然過程相對抗的集中式工程并不明智，也往往不可持續。而民間的分散式或民主式的水利工程往往具有更好的可持續性。古老的民間微型水利工程，如陂塘和低堰，至今仍充滿活力，受到鄉民的悉心呵護。非常遺憾的是，這些千百年來滋養中國農業文明的民間水利遺產，在當代卻遭到強勢的國家水利工程的摧毀。“海綿”的哲學是順勢分散而非逆勢集中，通過千萬個細小的單元細胞構成一個完整的、強大的功能體，將外部力量分解吸納，消化為無，構筑能滿足人類生存與發展所需的偉大的國土生態海綿系統。
第四，慢速滯蓄而非加速快排。將洪水、雨水快速排掉，是當代排洪排澇工程的基本信條，所以，三面光的河道被認為是最高效的，裁彎取直被認為是最科學的，河床上的樹木和灌草必須清除以減少水流阻力也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這種以“快”為標準的水利工程罔顧水文過程的系統性和水文系統主導因子對生態系統的全面價值，以至于將洪水的破壞力加強、加速，將上游的災害轉嫁給下游；將水與土、生物、城市分離，將地表水與地下水分離；使地下水得不到補充，土地得不到滋養，生物棲息地消失。“海綿”的哲學是讓水流慢下來，讓它變得心平氣和，而不再狂野可怖；讓它有機會下滲，滋養生命萬物；讓它有時間自凈，更讓它有機會服務人類。
第五，彈性適應而非剛性對抗。當代工程治水忘掉了中國古典哲學的精髓——以柔克剛，卻崇尚“嚴防死守”的對抗哲學。中國大地上已經幾乎沒有一條河流不被剛性的防洪堤壩所捆綁，原本蜿蜒柔和的河流，而今都變成剛硬直泄的排水渠。千百年來的防洪抗洪經驗告訴我們，當人類用貌似堅不可摧的防線頑固抵御洪水之時，洪水的破堤反擊便不遠矣，那時的洪水便成為可摧毀一切的猛獸，勢不可擋。“海綿”的哲學是彈性，化對抗為和諧共生，與洪水為友而非為敵。如果我們崇尚“智者樂水”的哲學，那么，理水的最高智慧便是以柔克剛。
海綿的哲學強調將有化為無，將大化為小，將排他化為包容，將集中化為分散，將快化為慢，將剛硬化為柔和。在海綿城市和海綿國土成為當今生態文明和美麗國土建設的重大行動面前，深刻理解其背后的哲學，才能使之不會被淪為某些城市和工程公司的新的形象工程、新的工程牟利機會的幌子，而避免由此帶來新一輪的水生態系統的破壞和投資浪費。老子說的好：“道恒無為，而無不為。”這正是“海綿”哲學的精髓。
水環境與水生態問題是跨尺度、跨地域的復雜的、系統性問題，也是互為關聯的綜合性問題。諸多水問題產生的本質是水生態系統整體功能的失調，因此解決水問題的出路不在于河道與水體本身，而在于水體之外的環境，必須把研究對象從水體本身擴展到水生態系統，通過生態途徑，對水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進行調理，增強其整體生態服務能力。從生態系統服務出發，構建多尺度水生態基礎設施，是“海綿城市”和“海綿國土”的核心（俞孔堅，2016）。
“海綿”即是以大地景觀為載體的生態基礎設施。完整的大地生命系統自身具備復雜而豐富的生態系統服務能力，每一寸土地都具備一定的雨洪調蓄、水源涵養、雨污凈化等功能。對保障生態系統服務具有關鍵作用的元素及空間聯系構成生態基礎設施—— “海綿系統”。有別于常規的工程性的、缺乏彈性的“灰色基礎設施”，生態基礎設施是一個生命的系統，它不以單一功能目標而設計，而是用來綜合、系統、可持續地解決水問題，包括雨澇調蓄、水源保護和涵養、地下水回補、雨污凈化、棲息地修復、土壤凈化等。所以，“海綿” 對應著的是實實在在的景觀格局，構建
“海綿城市” 和“海綿國土” 即是建立相應的生態基礎設施。“海綿城市”和“海綿國土”建設需要在多尺度上進行。“海綿城市”和“海綿國土”建設需要在不同尺度上進行，與現行的國土和區域規劃及城市規劃體系相銜接：
宏觀尺度的國土和區域海綿系統。在這一尺度上，“海綿國土”的構建重點是研究水系統在國土尺度和流域中的空間格局，即進行水生態安全格局分析，并將水生態安全格局落實在NOV 2016 FRONTIERS 13國土空間規劃和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城市及區域的總體規劃中，通過生態紅線的劃定，成為國土和區域的生態基礎設施，也是國土“反規劃”的關鍵（俞孔堅、李迪華等，2005）。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告《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統一行使所有國土空間用途管制職責”，2015年9月通過的《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提出“以空間規劃為基礎、以用途管制為主要手段的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為宏觀的國土與區域海綿系統建設指明了道路；最近中央發布的《關于劃定并嚴守生態保護紅線的若干意見》（2016年11月）以及國土資源部、環境保護部等九部委聯合印發的《關于加強資源環境生態紅線管控的指導意見》（2016年6月）將為國土生態基礎設施空間規劃和國土海綿系統的構建提供潛在的法規保障，但在技術上尙有待進一步完善。鑒于水作為生態因子的核心地位，我們必須將水生態安全格局作為生態紅線劃定的最重要的依據（圖1）。
微觀的“海綿體”。“海綿城市”和“海綿國土”最終必須要落實到具體的場地，包括廣大鄉村田園上的陂塘、自然的水渠，城市中的公園和局域的集水單元的建設（圖3、圖4、圖5），這一尺度上的工作是對一系列生態基礎設施建設技術進行集成應用，包括保護自然和文化遺產的最小干預技術、與洪水為友的生態防洪技術、加強型人工濕地凈化技術、生態系統服務仿生修復技術等，這些技術重點研究如何通過具體的景觀設計使“海綿體”的綜合生態服務功能發揮出來（俞孔堅，2016）。
“海綿城市”和“海綿國土”是古今中外多種技術的集成。“海綿城市” 和“海綿國土”的提出有其深厚的理論基礎，又是一系列具體雨洪管理技術和生態技術的集成和發展，是大量實踐經驗的總結和歸納，主要包括以下三大類：
一是古代水適應智慧和技術遺產。先民在長期的水資源管理及旱澇適應過程中，積累了大量具有生態價值的經驗和智慧，在城市和國土海綿建設中，值得我們異常珍惜。在農業水利方面的相關遺產非常豐富（鄭連第，1985），如我國有著2500年久遠的陂塘系統營造史（張芳，2004)；古代城鄉聚落適應水環境方面的遺產也非常豐富（吳慶州，2009），如黃泛平原古代城市的主要洪澇適應性景觀遺產中，就有“城包水”“水包城”和“陰陽城”等水適應性城市形態，通過最少的工程，來獲得較佳的人水和諧狀態，飽含著古人應對洪澇災害的生存經驗和智慧（俞孔堅、張蕾，2008）。當代的生態治水需要向農民學習，學習其在造田、灌溉、施肥甚至作物輪作等方面的技術與藝術。正是農民的生存智慧，使本來不適宜耕種和居住的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黃河三角洲，通過簡單的填—挖技術，營造其桑基魚塘、臺田、圩田等各種與水相適應的景觀，變成豐產而美麗的田園；也正是農民的智慧，通過陂塘和梯田，使旱澇不測的山谷和陡峻的山坡，變得旱澇保收，美麗無限；我們需要向為生存而創造城市和鄉村建造智慧的古代建設者學習，通過地形設計和水系梳理，實現在水中造城，在城中蓄水，以適應洪澇災害；我們也需要向古代的水利工程師學習，如何讓堤、堰、塘、壩的建設趨利避害，在收獲自然之饋贈的同時，又無害自然生態過程的完整性和連續性，如都江堰和靈渠便是這樣的典范。
二是生態修復技術。城市建設和人類活動對水生態系統的破壞，加劇了眾多與之相關環境的惡化。水是生態系統中最活躍的因子，因為有水，自然生態系統生生不息，水為維持人類生存和滿足其需要創造了各種條件、提供了各種服務。健康的生態系統依賴于健康的水生態過程，健康的生態系統的是“海綿城市”的基礎。生態修復技術的核心是將“灰色”變綠，通過生態修復技術，開啟自然過程，讓自然能走向自我演替和健康運行，并為人類社會提供健全的生態系統服務。同時，必須強調的是，人居環境下的生態是設計的生態（Designed Ecologies），或者是人類紀的生態系統（Novel Ecosystems），而非自然的生態，它是為人服務的，它必須是科學和藝術的結合（Saunders，2012；Ahern，2016）。
三是當代雨洪管理技術。西方各國的雨洪管理技術，包括LID（城市的低影響開發）技術、水敏感城市設計等，都已經較為成熟。如，在LID中，包括透水鋪裝、綠色屋頂、下凹式綠地、調節塘、生態溝、植被緩沖帶、初期雨水棄流設施,人工土壤滲濾，等等（住建部《海綿城市建設技術指南》，2015）。必須強調的是，這些技術不宜機械地搬用、更不宜盲目地套用，也沒有必要斤斤計較地用各種復雜的數學公式來計算，把簡單問題復雜化，更應該避免將綠色工程“灰色”化。因為LID只是“海綿國土”和“海綿城市”內容中很少的一部分，而且主要用來解決局地工程建設時的源頭雨洪管理問題。
“海綿城市”和“海綿國土”的關鍵策略和低技術。萬變不離其宗，總結上述各種技術和近年來的大量工程實踐經驗，筆者強調“海綿城市” 和“海綿國土” 建設的三大關鍵策略：源頭消納滯蓄、過程減速消能、末端彈性適應（圖3、圖4、圖5）。它們需要被組合運用。與常規的水利和市政工程中的集中快排、嚴防死守等策略完全相反，它們將當代生態防洪理念與中國本土的生存智慧相結合，通過景觀設計學（或景觀學，Landscape Architecture，關于土地和土地上的所有物體構成的綜合體的系統的規劃和設計）途徑，系統、綜合地解決以防洪排澇為核心的一系列水生態和水環境問題。“海綿城市” 和“海綿國土” 并不需要什么昂貴的“高技術”，它可以通過低成本和“低技術” 來實現，它們也不需要巨大的工程，而是通過分散式的無數小型工程來實現一個偉大的“海綿” 體。
結語
我們尊重自然、利用自然水生態系統，是因為它給人類以各種生態系統的服務；我們珍惜農業時代的水文化、水文化景觀和“海綿”遺產，因為它們是無數生命和無數失敗的教訓換來的成功經驗和智慧的積累。工業革命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福祉，深刻改變了農業、水利和人居建設的方法和技術，其核心是將基于農業時代技術與智慧的人與自然關系的平衡打破，以圖獲得對自然的更大程度的控制和掠奪。但當工業技術及其對自然的控制力和破壞力被無所顧忌地濫用時，被逼到墻角的自然便以無可抗拒的破壞力給人以報復。正如恩格斯所說：“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4卷）。繼歐美上個世紀上半葉所經歷的城市病和大規模的環境危機之后，快速發展起來的中國面臨同樣的城市病和環境危機，特別是水生態和水環境危機，而且愈加猛烈。我們沒有必要諱疾忌醫，也不能頑固不化。生態治水是對過度工業化的防洪工程、水電大壩工程、農田水利工程和城市建設中的唯技術論、過度的“灰色基礎設施”的反思和糾正，是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基礎上的螺旋式的進步。我們有五千年的農業文明留下的豐厚遺產和智慧，又有發達國家應對環境問題的經驗積累，更重要的是有一個堅強和高效的政府及其協調機制，沒有理由不能比先發展的西方工業化國家更高效地化解這場危機。而“海綿城市”和“海綿國土”將以其中國性和國際先進性的結合，成為實現生態文明和美麗中國建設的重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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