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格平眼中的環保40年
來源：華夏時報記者 馬維輝 北京報道
改革開放40年，既是中國經濟高歌猛進的40年，也是中國環保山重水復、柳暗花明的40年。
開放之初，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帶來了農村環境污染問題。1992年小平南巡，重化工業迎來大爆發，環境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機。2012年以后，伴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環保也迎來全面治理的新時代。
自從1982年中國設立正式的國家環保機構以來，環保部門延續著“逢八必升”的歷史。1988年國家環保局從城鄉建設部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副部級單位，1998年升格為國家環保總局，2008年升格為國家環保部，2018年又再次升格為國家生態環境部。40年間，國務院組成部門里只有它一直在升級。
40年間，能夠從頭至尾一直參與和關注環保工作的人不多，曲格平就是其中一位。他是中國第一任常駐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代表、第一任國家環保局局長、第一任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主任委員，也是中國環保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被外界稱為 “中國環境保護之父”。
過去，他曾經痛心疾首地呼吁，“中國的環境指標從來沒有完成過，經濟計劃年年超額完成，環境保護計劃卻年年完不成。”而今，他卻說，“中國環保工作的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環境問題終于和經濟發展聯系在一起了。”
“從1969年算起，我從事環保工作已經接近50年了，50年里樂觀的時間不多，成天愁眉苦臉的。中國的環境狀況很嚴峻，我樂觀不起來。”曲格平說，“不過，黨的十八大以來，環保工作發生了根本變化，做了好多以前想做但做不成的事，我終于可以樂觀了。”
追憶中國環保的歷史，曲格平覺得有兩位人物影響至深，一位是周恩來總理，沒有他，環保事業起步至少要晚10年；另一位則是習近平總書記，沒有他，環保工作至今還是在“摸著石頭過河”，找不到正確的方向。
1972年6月5日，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正在這里召開。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曲格平也參加并見證了人類首次環境會議的盛況。
參加國際環境會議，這在今天看起來似乎是司空平常的事，但在那個時代卻極不尋常。彼時，國內的極左思潮還在宣揚“社會主義沒有污染”，但實際上，官廳水庫、桂林漓江等地已經出現一些局部、點狀的污染問題。能夠參加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討論“社會主義的黑暗面”，甚至可以稱之為一個奇跡。
力排眾議決定參加這次大會的是周恩來總理，1970年，他從一位日本記者那里聽到了關于日本“公害病”的介紹，開始敏感地意識到環境問題的重要性。在他的指示下，中國派團參加了首次人類環境會議，并于1973年召開了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開啟了中國環保事業的歷史。
“其實，周恩來才是中國環保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中國環保的第一人。”曲格平說。
時間來到1979年，這是一個標志性的年份。從這一年起，中國開始改革開放，經濟發展迎來40年高速增長期。也是在這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正式頒布，標志著環保工作開始邁上法制軌道。
不過，直到1992年，中國經濟仍舊是在探索中前進，環境污染也大都是以局部和點狀污染為主，主要污染源來自鄉村，是鄉鎮企業大發展所帶來的產物。
曲格平印象最深的是治理漓江。1973年，鄧小平陪同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在桂林參觀訪問時就發現，漓江沿岸有多處工廠污水直排漓江，環境污染嚴重。1979年1月，國務院批轉《關于桂林風景區污染治理意見的報告》，漓江綜合治理工程正式打響。
“鄧小平當時說了一句話：‘如不解決漓江污染，將功不抵過。’所以廣西自治區政府非常重視，開展調查研究，治理了一陣子，可效果不明顯。國務院又派我去調研，我沿著漓江看了一下，發現工廠、造紙廠等都是沿江而建，排污非常方便，漓江的水量又不大，所以污染非常厲害。想來想去，如果不關閉這些工廠，即使采用最好的技術也解決不了污染。”曲格平說。
他把這個想法跟自治區政府進行了溝通，對方聽了直搖頭，都認為把工廠全部關閉是不可能的事情。“官司”最后被上報給時任國務院財經委副主任李先念，在李先念的支持下，漓江沿岸的37家工廠全部被關停。
“這是中國第一次在治理環境污染方面下這樣大的決心。”曲格平說。
不過，在那個階段，環保工作更多的還是建章立制。1979年頒布環保法，1989年又作了修訂，還有各單項法律，如水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海洋環境保護法等，構成了初步的環境保護法律框架。
特別是在1983年的第二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上，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鵬宣布，環境保護成為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也是繼計劃生育之后中國的第二項基本國策，把環保工作提到了很高的位置。
1992年，是轉折性的一年，中國經濟開始進入20年的飛速發展期，環境狀況也迎來壓力最大的時期。
這一年，小平南巡講話，中國掀起了新一輪的大規模經濟建設，加之80年代鄉鎮企業的無序發展，導致的結果就是環境狀況日益惡化。江河湖泊污水橫流，藍藻大面積爆發；城市里空氣質量變差，呼吸道疾病急劇上升。
尤其是2002年至2012年10年間，重化工業迎來了“黃金十年”，大批鋼鐵、水泥、化工、煤電項目紛紛上馬，這些項目的共同特點就是“三高”——高污染、高排放、高耗能，致使能源資源全面緊張，污染物排放居高不下。
“大家都說中國只用30年時間就走完了西方200多年的發展路，但環保方面我們也只用30年時間就走完了西方100多年的污染路。”曲格平說，“1992年以后重化工業的大發展，使得中國進入了環境壓力最大的時期，現在所有的環境問題都是這一階段積累和產生的。”
該階段的特征，就是環境污染全面告急，范圍由原來的局部擴展到全國，種類也由單一的水污染增加到水、氣、土，中國的環境狀況亮起了紅燈。
面對這一形勢，環保工作能做的也只是重點治理。代表性的工作就是治理“三河（淮河、海河、遼河）三湖（滇池、太湖、巢湖）一市（北京）一海（渤海）”，其中最典型的是治理淮河。
“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質變壞，80年代魚蝦絕代，90年代身心受害。”一首民謠唱出了淮河污染的嚴重。1989年和1994年，淮河先后兩次發生水污染事故，使得安徽、江蘇150萬人出現飲水困難，也促使國務院下定決心治理淮河污染，提出了“在本世紀內讓淮河水變清”的目標。
1994年5月，安徽蚌埠，時任國務委員的宋健代表國務院宣布，淮河污染治理啟動。隨后的4年間，淮河流域關閉了999家小造紙廠，對1139家污染企業完成了污染治理改造。曾經一度，曲格平發現淮河干流一些主要監測斷面的水質已有明顯好轉，有的已經接近了三類水的標準。
但遺憾的是，由于產業結構沒有徹底轉型，這些小企業最后又死灰復燃了，淮河污染也隨之反彈。直到現在，“讓淮河水變清”的目標仍舊沒有實現。
“淮河治理雖然取得初步成效，但治理成果難以鞏固，主要是因為污染增長的速度遠遠大于環境治理的速度，這一時期也是中國環境欠賬最多的時期。”20年后的今天，曲格平總結說。
這一時期，中國的環境保護法律也在逐漸完善，陸續出臺了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環境影響評價法等，形成了由8部環境保護法律、15部自然資源法律、50余項行政法規、近200件部門規章和規范性文件、1600余項地方性環境法規規章組成的環境保護法律體系。
而繼環境保護基本國策以后，1995年，國家又將可持續發展制定為國家戰略，成為了與科教興國戰略比肩的第二大國家戰略。
中國經濟高速飛馳的列車，在2012年忽然慢了下來，增速跌破了8%。從那時起，環保工作也進入了全面治理的新階段。
轉折點發生在2013年，年初的一場大范圍霧霾，引發了公眾關于大氣污染問題的關注，也使得PM2.5成了當年的熱搜詞。隨后黃浦江上“奇幻漂流”的死豬、河北滄州一鳴驚人的“紅豆局長”又讓公眾意識到，污染問題決不僅僅是霧霾這么簡單。
全面治理環境污染，標志性的事件是國務院先后發布三個“十條”。2013年9月，《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又稱“大氣十條”）印發，吹響了氣、水、土“三大戰役”的號角。2015年《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又稱“水十條”）和2016年《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又稱“土十條”）的印發，使得“三大戰役”的大招終于湊齊。
2017年年底，是“大氣十條”第一階段的考核節點。各項數據顯示，“大氣十條”第一階段的目標全面實現，“三大戰役”初戰告捷。
不過，接下來的任務更加艱巨。黨的十九大提出，要用3年時間打贏污染防治的攻堅戰，其中又包括藍天保衛戰、柴油貨車污染治理、水源地保護、黑臭水體治理、長江保護修復、渤海綜合治理、農業農村污染治理等七大標志性戰役。
這一階段環保工作的特點，就是把生態問題也加入了進來。生態保護與污染防治原本就是密不可分的，打一個通俗的比方，生態保護好比是分母，污染防治是分子，環境質量則是商。分母做大，增加容量。分子做小，減少排放。環境質量才能好上去。
2018年3月，第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批準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組建生態環境部，不再保留環境保護部。到了5月，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又正式召開，會上提出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而在此前，這個大會的名字一直是叫“全國環境保護會議”。
“上世紀80年代是環境保護基本國策，90年代是可持續發展國家戰略，現在則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從基本國策到國家戰略再到文明形態，環境保護的概念一直是在不斷地升華和飛越。”曲格平說。
曲格平看過很多國外環境保護的書，也經常把中國的環保工作與國外相比較。他覺得，中國過去把環境問題看得太簡單了，認為它就是污染治理，而沒有把環境問題與經濟發展聯系在一起。
直到黨的十八大以后，環保工作才慢慢與經濟發展發生交集。曲格平回憶，早在習近平擔任浙江省委書記和上海市委書記期間，他就與習近平有過接觸，當時還一起討論過環境與發展的話題。習近平認為，環境與發展是緊密相連的，不能把它們分開看待，這在當時的省委書記、各部部長中顯得很特別。
“我當時還和環保同志們講，中國的省委書記要是都有這樣的理念就好了。”曲格平說。
曲格平沒想到，十八大以后，黨中央提出了“五位一體”思想，環境問題竟然真的與發展問題聯系在一起了，解開了他多年耿耿于懷的癥結。
“如果沒有習近平，中國的環保工作還得繼續摸著石頭過河。”曲格平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