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在“2020(第十八屆)水業戰略論壇”上，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成員兼副秘書長，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委會副秘書長、清華五道口金融學院研究員金海年，帶來了一場題為“中國經濟展望，千年大變局”的主題演講。

金海年

中國經濟大轉型

金海年表示，在經濟大轉型時期，有很多短期突發的事件，使得經濟形勢很難預料，但是如果把它放在歷史的長河中，就會發現這些規律都是有章可循的。而且無論是“黑天鵝”事件還是“灰犀牛”事件，所有的事情都是有規律的，只不過是我們能夠認識到什么程度而已。

中國GDP增速近10年變化

在本次論壇上，金海年對“新常態”進行了解讀：“新”說明不是周期性的，是以前沒有過的;“常”意味著不是短期的，可能會持續10-30年;“態”說明不是單一因素，包含綜合的結構性因素。同時，金海年還表示，中國經濟目前處于轉型的關鍵期，主要面臨五個方面的挑戰：1、增長的可持續性、充分性與轉型困境;2、美好生活理想與不均衡現實的矛盾;3、環境與發展的悖論;4、改革的“深水區”;5、全球化危機。

金海年還從春秋戰國至今，從美日歐與中國的對比，在人口結構、產業結構、城鎮化(區域結構)、消費結構(收入水平)轉型期四個方面，分析了不同時期、不同國家在這些方面的變化對經濟發展的不同影響，并總結歸納出我國經濟的發展規律。

人口結構轉型期

中日美歐人口占比情況

2000年之前，中國的勞動力人口占比不但低于美國和歐洲，甚至比嚴重老齡化的日本都低，從全球200多個經濟體的數據分析，勞動力少并不意味著經濟增速低，勞動力占比跟經濟增速沒有顯著計量關系。勞動力占比高的，像非洲是沒有什么增長的，所以根本上的決定因素還是源于我們的文化和制度，最根本的是制度因素，只有通過改革開放不斷完善我們的制度，才會促進經濟持續發展。

產業結構轉型(量與質)

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速

縱覽發達經濟體的發展歷程，我們發現當第三產業超過60%的時候，包括美國、日本、德等國家的經濟增速無一例外的都下滑到了6%以下，超過70%時則下降到5%以下。對于目前中國經濟轉型期的增速放緩，是由于原來的增長雙引擎(第二產業+第三產業)變成單引擎(第二產業需求飽和，只剩第三產業)導致的，雖然創新將帶來經濟新動力引擎的轉型，但其規模還不足以彌補第二產業飽和造成的空白，我們能不能從原來追趕式的增長轉向自主創新的推動增長，包括綠色發展引領的增長，還需要有一個過渡的過程。第三產業已經成為主要的就業方向，成為吸納就業人口勞動力主要的來源，而且它帶來的居民收入水平最高。如果中國將來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創造更多的中產階級，一定主要是來自于第三產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要完成從勞動力密集型到智力密集型的產業轉變。

城鎮化(區域結構)轉型期

戰國到唐宋清以來中國城鎮化的變化

根據有關學者的估算，戰國時期的城鎮化水平(16%)與建國后1956年的水平相當，遠高于清朝時候的6.9%，從元朝到清朝，城鎮化發生了嚴重的持續倒退，從經濟結構角度看，對中華文明是一個很大的打擊。日本和美國的城鎮化與其工業化同步發展，都經歷過從30%到70%之間的高速發展的過程，高速發展不僅是數量的變化，更是從城市化到都市圈形成的過渡。

中國城鎮化高速階段的后半程：城市化è城市帶集群化(都市圈)

中國若要完成70%的城鎮化，14億人至少有10億人要生活在城市，至少需要10個以上的大都市圈才能容納，不可能都聚集在北京或者上海、深圳，一定需要有多中心的發展，需要實現中國區域均衡的發展。

消費結構(收入水平)轉型期

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結構

21世紀以來，中國人均年消費額已經從原來的幾千元到現在的兩萬多元，食品支出金額已經穩定，比例不斷下降，居住、交通通信、教育文化、醫療保健等支出在不斷，因此我們的產業、企業肯定也是要面向這種需求結構的變化，提供相應的服務。

中美博弈

中美貿易結構

中國出口到美國和美國出口到中國的產品有很大的互補性，中國出口到美國的產品以零配件、小產品、特色產品為主，美國出口到中國的產品以飛機、汽車等為主。往往中間品更多是從中國到美國，成品又從美國到中國，中美在產業鏈上已經形成了一個緊密分工、相互依賴的結構。但中美的相互競爭也在加劇，金海年認為中美博弈將主要聚焦于四大核心領域：一是企業與產業鏈;二是科技與人才(市場技術與學術);三是能源礦產等資源;四是政治與軍事博弈。中美力量的再均衡將會對全球產生非常大的影響。

金海年表示，以全球化的視角來看，雖然很多中國企業已經進入到世界五百強，但海外市場占比并不高，中國的企業還沒有真正實現全球化，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和潛力。華為作為中國企業走向全球的代表，海外的市場超過了50%，但是現在面臨嚴峻的挑戰。中國經濟要崛起，未來一定是要面向全球，需要成百上千個華為，足夠多的全球化中國企業出現，受國際打壓的可能性和影響都會大大下降。

疫情短期沖擊與長期影響

金海年認為，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可分為短期(2個月以內)、中期(3-5個月)、長期(6-12個月)三個層面。除了短期的沖擊以外，仍然對很多行業有長期的影響，甚至是一些永久性的改變。總體來說，此次疫情對國內經濟的影響及壓力是改革開放以來最為嚴重的，造成第1季度：負增長，-6.8%;第2季度：有空間，-3.5%~0%;第3季度：可恢復，4%~5%;第4季度：需發力，6%~7%;全年：0%~1.5%(低于1990年3.9%，1978年以來最低增速)。由于疫情對國際交往影響嚴重，國際經濟形勢也是雪上加霜，下滑嚴重，全球產業鏈去中國化風險在加劇。

產業變局

分析趨勢的SEI框架(經濟∩科技∩制度)

分析產業未來的趨勢，需要同時考慮經濟規律、制度因素和科技發展這三大方面的因素。

如果只看政策制度方面，可能因不符合經濟規律而導致經濟不可持續;同樣如果只看經濟規律，國家政策不允許也是不行的。作為未來趨勢分析的框架，把科技、經濟、制度政治的因素合并一起研究，中間的交集就是未來的趨勢和機會。既符合科技發展的方向，又符合國家政策引導的方向，還符合經濟規律，就會找到最持久、最有潛力的最佳機會，包括水業這些生態環保方向。金海年認為，經濟與金融的本質是由資本推動創新，由經濟普惠大眾，而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正是源于創新突破。

綠色發展

金海年從經濟學角度把綠色發展分成了三個層次，一是對人類健康有影響的方面;二是對生態系統有影響的方面;三是對資源的可持續性有影響的方面。這三個層面具有不同的經濟學意義，會給企業帶來不同的商業模式和機會。

既要發展，還要綠色!

金海年認為綠色發展，對于污染的產生與治理，責任不在消費者，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應該被壓抑限制，它反而是我們社會進步經濟發展的源泉。我們應該從供給側來解決，消費者要開大車，我們就提供一個更清潔的車，在發動機環節、在燃油環節解決問題。從供給側來解決消費者需求，這才是最根本的發展之道。

最后，金海年談到，誰污染誰付費，應該進行環境、資源等方面的稅收體制改革，多污染多排放就多交稅，以稅收成本推動企業污染排放行為的改變，倒逼選擇更清潔的治理技術，從而達到綠色可持續發展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