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分之一國土持續霧霾、受影響人口達6億，九成地下水遭污染，1.5億畝耕地受重金屬污染、華南部分城市50%耕地遭受重金屬污染……如何處理經濟增長和資源環境之間的關系，成為抵京參加全國兩會的代表委員關注的焦點。
八成省份GDP目標增速超10%
“以往各地的發展經驗表明，過快的經濟增長會給環境和資源帶來難以承受的壓力。”全國政協委員、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城市規劃系主任唐子來說，從目前情況看，各地追求GDP增長的沖動依然較強。(編注：據中廣網昨日報道，有來自外媒的報道指出，有經濟學家調查發現，一個地方的環保投資占當地GDP的比例每升高0.36%，當地書記的升遷機會便會下降8.5%。這些經濟學家認為，只有沒有野心的官員才會關注環境，而有野心的官員則會通過修建新路和基礎設施來提升經濟。官員們不愿投資于環保領域，主要原因在于官員政績完全是通過GDP來評判的。)
全國31個省區市2013年經濟增長目標情況顯示，有24個省區市將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目標定在10%以上，所占比例接近八成，其中，增速定在12%以上的達到11個，13個省份將GDP增長目標定在10%。
相比之下，中央層面的“十二五”規劃提出的年均增速目標是7%；2012年全國經濟增長預期目標為7.5%，實際GDP增速為7.8%。
從地區分布看，目標高的省份多數位于中西部，增速定在12%及以上的11個省份中，有9個是西部省份；東部地區特別是經濟總量排名靠前的幾個省份，增速目標較低。
“各地情況各有不同，相對而言，中西部落后地區加快發展的客觀需求和主觀愿望確實比較強。”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劉樹成說。
值得注意的是，GDP增速目標定得較高的省份，投資增速目標往往也較高：全國有20個省區市將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目標設定在20%及以上，其中有一些西部省份將固定資產投資目標設定在30%以上。
“環保最大的壓力來自地方GDP沖動”
“當前的經濟增長紅利是建立在犧牲環境基礎之上的。”唐子來指出，經濟增長、企業盈利建立在不付或者只付出極低環境、社會成本之上。
在全國政協委員、曾任環保部主管污染防治和減排的副部長張力軍看來，環境保護最大的壓力正是來自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的沖動。
“很多時候，政府官員今天決定上項目，明天就要求做，根本沒機會搞環評。”全國人大代表、中科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王如松說。
“不讓項目‘上馬’，我就‘下馬’了。”一些基層環保局長說。
全國政協委員、民建中央調研部部長蔡玲認為，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對比環境損失，罰款不值一提。
震驚中外的松花江污染事件，100萬元人民幣罰單的開出，時間跨越了整整一年。
“有毒的增長”
世界污染最重的50個城市中，7個位于中國，有的長期占據這份“榜單”。
環境惡化，生存威脅，以往經濟發展模式難以為繼，一些海外媒體評價，這樣的快速GDP增長是“有毒的增長”。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說，土地一旦被工業廢水廢氣污染和毒化，就再也無法恢復到原初狀態或轉做他用。之前被計入GDP數字的土地收入和企業產值，相當部分并不構成真實財富，反而是社會財富的毀滅。
事實不容回避。淮河流域1500多個小造紙廠曾讓1.2億人喝不上干凈水。要恢復淮河本來面貌，成本超過造紙廠創造GDP的數萬倍。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僑聯副主席朱奕龍提出，要調整中國百萬人口以上城市的功能區空間定位，國家層面還應著手制定《水污染防治法實施細則》，引入行政問責制。
全國政協委員、天津大學教授何悅說，根據中國污泥處理處置市場分析報告，中國每年城鎮污水處理量相當于一個三峽水庫總庫容，但這座“水庫”每年吐出的“脫水污泥”接近2200萬噸，其中80%未得到處理，極易對環境造成二次污染。
“含有重金屬、有毒有害的各類污泥，已經成為城市環境的定時炸彈。”何悅說，污泥中既含有氮、磷、鉀，又含有重金屬、寄生蟲卵、病菌，不僅殃及地下水、江河水、農田的環境安全，還會直接通過食物鏈危害人體健康。
土壤重金屬污染
全國政協委員、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長徐旭東說，東部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過程中，一些中西部地區引進不少高污染高耗能企業，釋放的包括重金屬在內的污染物，已經對環境造成傷害。
鎘、汞、鉛、鉻、砷等五種重金屬被稱為重金屬的“五毒”，對人體有致命危害。
可怕的是，一些糧食主產區從發展經濟的愿望出發，也引入了有重金屬污染的產業和企業。“如果再不加以控制和約束，將來可能會造成無法估量的損害。”提起近期爆出的“鎘超標毒大米”，徐旭東說。
“重金屬污染以離子形式存在，極難治理，基本上‘無藥可治’。”在徐旭東看來，最需要擔心的是，這些大米產地的土地被重金屬污染的程度是否已經到了無法耕種的地步。
全國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建議，應建立更加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將污染物排放總量納入國家約束性指標。
徐旭東則呼吁，制定強制法規禁止一些有重金屬污染可能的產業和企業進入糧食主產區，已進入糧食主產區的企業應盡快搬離。他同時建議，取消用工業發展指標考核糧食主產區領導干部，而改用糧食生產和糧食安全指標進行考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