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年來我國綠色金融規模不斷增長，備受社會關注。嚴格的環境保護法律體系，將給企業帶來高額的成本，從而影響金融機構的借貸資金安全，迫使金融機構慎重考慮由環境問題引發的金融風險，并進行相應的環境風險防控。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提出，用嚴格的法律制度保護生態環境，強化生產者環境保護的法律責任，大幅度提高違法成本。這將為綠色金融在中國的發展起到關鍵的推動作用。

近年來，綠色金融在我國備受關注。但一直以來，我們并沒有從戰略層面對金融體制與環保制度進行統籌，而僅僅是把金融政策作為環境管理戰術層面的一種手段，沒有充分發掘金融體制對于環保的根本性、全局性作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這是推動綠色金融發展的重大機遇。我們要在國家依法治國的整體框架下，以推動綠色金融的法治建設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改革方向，最終確保綠色金融在法制框架內穩健運行。

　　金融業環境責任的法制化是促進綠色金融發展的關鍵

　　一是以立法的形式確立金融機構的環境損害責任。

　　1980年美國頒布《綜合環境響應、賠償和責任法》（又稱《超級基金（Superfund）法案》），提出對已污染場地進行清理的要求。通過這項法案，國會授予聯邦政府從潛在責任方收取與污染場地的認定、評估和清理等有關成本費用的權利。由于超級基金法案建立了無限連帶責任制度、具有追究既往的法律效力，且執行異常嚴格，使得投資貸款的銀行可能因為投資者的違法行為而承擔責任。

　　1990年，艦隊保理公司案，法院判定艦隊保理金融服務公司對持有借款人用于清償的資產負有環境整治責任。此案件之后，據美國銀行協會的調查顯示，由于存在可能涉及環保法律責任的風險，美國62.5%商業銀行拒絕了相關的貸款，甚至其中45.8%的銀行在之后完全拒絕了諸如化學設施、待處理液等環保風險較高的產業貸款。2003年，來自美國環保局生態系統研究部的調查顯示，由于銀行擔心會陷入承擔無限責任的困境，64%的受訪銀行會定期審查低限額貸款的環境風險。

　　可見，明確金融機構的環境責任，立法是關鍵。只有國家在環境責任的立法上對金融機構的環境責任進行明確，才能使金融機構有動力去防范環境風險，幫助客戶減少污染。

　　二是通過建立相關法律法規，加強對長期資本以及政策性金融機構環境責任的監管。

　　所謂長期資本是指那些關注長期穩定收益而非短期巨額回報的資本類型。比較典型的長期資本有國家主權基金、養老金、企業年金、保險資金等。長期資本與政策性金融機構因具有公共屬性，其投資應符合國家整體利益和社會效益，其中包括應盡可能避免投資項目對環境和社會產生負面影響。目前，雖然中國社保基金理事會已將“責任投資”規定作為全國社保基金投資的原則之一，一些政策性銀行也制定了執行綠色信貸的相關政策，但由于缺乏強制性監管和與執行政策相配套的實施細則，實施效果并不理想。

　　因此，只有盡快修訂《公司法》、《證券法》等相關法律，規范長期資本投資機構和政策性金融機構的投資行為，以立法強制信息公開，才能真正使其投資行為符合環境責任。

　　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法律制度是綠色金融的內在動力

　　當前，影響綠色金融發展的最重要因素是法律及其執行體系。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更加嚴格的環境保護法律體系，將會給企業帶來高額的成本，進而影響到金融機構的借貸資金安全，迫使金融機構慎重考慮由環境問題引發的金融風險，并進行相應的環境風險防控。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用嚴格的法律制度保護生態環境，加快建立有效約束開發行為和促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的生態文明法律制度，強化生產者環境保護的法律責任，大幅度提高違法成本。這將為綠色金融在中國的發展起到關鍵的推動作用。

　　一是嚴格的環境保護法律體系，將會激勵金融機構提高風險防控能力。

　　隨著中國環境形勢的不斷惡化，各種涉及環境問題的法律、法規和環境標準將會大量出臺，并且日趨嚴格。不良的環境表現會使金融投資客戶盈利能力下降，并最終危及債務安全，增加客戶償還債務的風險，進而對投資者產生不利影響。因此，金融機構無論從事何種業務，都應將環境風險作為一種新的風險予以足夠的重視，并且在投資前就應識別出來。

　　國際上很多金融機構為了降低運營風險，已將潛在的營業收入、成本及風險整合到日常業務中。有些銀行甚至從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的角度，規定了必須禁止或限制參與的領域。例如，匯豐銀行規定，對于處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地或拉姆薩爾濕地公約保護地內的運營和建設項目，匯豐銀行將不提供直接支持的金融服務。

　　近年來，由“全球氣候風險投資者聯盟”開展的一項調查發現，70%的資產所有者正在尋求那些負責任的企業，這些企業具有更好的治理能力，較少的環境和社會成本以及較高的投資回報率，這些企業也因其投資風險更小、發展機會更多，并且具有更加安全的長期經營能力而得到投資者的青睞。

　　二是環境風險的引入，將改變傳統的資產定價和審核方式。金融機構在進行項目財務評估的時候，需要根據實際情況予以適當調整。

　　2013年8月，兩大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和惠譽紛紛下調了中國兩家最大的水泥企業的信用評級及評級展望。評估者認為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市場需求疲軟以及日趨嚴格的環境保護法律法規。

　　此外，對環境風險管理不善會導致銀行等金融機構對抵押品的錯誤定價，從而面臨金融風險，土地污染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如果客戶向銀行貸款時提供較多的抵押品，銀行通常會減低貸款價格，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信貸風險，但還要看銀行能否使用這些抵押資產，以及這些資產能否保值。如果受到環境惡化的影響，用作抵押的不動產有可能發生貶值。因此，金融機構有必要對抵押土地的利用歷史和現狀進行評估，以便深入了解棕色地塊存在的環境風險。

　　《決定》明確提出，制定完善生態補償和土壤、水、大氣污染防治及海洋生態環境保護等法律法規，促進生態文明建設。這將會加速相關領域的立法和法律法規的修訂進程。企業面臨的環境風險也將隨之而來。

　　因此，盡快加強能力建設對金融機構來說將尤為重要。要科學地將環境因素納入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提高金融機構風險評估能力，使銀行經理能夠了解環境風險對客戶信用可靠性的影響程度。這不僅會使金融機構盡快適應和有效規避未來的環境風險，也會提高金融機構風險防控的整體水平。

　　健全的環境保護法律法規，為綠色金融市場提供了一片新天地

　　一是明確環境污染損害賠償責任，將會促進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實施。

　　目前，環境污染責任保險主要由環境保護部、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等部門聯合推動實施。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其在特定區域和范圍內實施，但從長期發展來看，缺乏法律保障還是制約它的一個關鍵因素，因為企業沒有投保的法律義務。完善污染損害責任劃分和認定的法律法規，強化環境損害責任追究制度，加強對環境事件肇事者的刑事和民事責任追究，使環境事故肇事者承擔包括財產、人身和生態環境損害等全面的污染損害賠償責任，將會對企業形成足夠的外部壓力，迫使企業主動加強環境風險管理，購買環境污染責任保險。

　　二是嚴格的環境立法，將創造巨大的綠色投資機會。

　　環境法律趨嚴必然強化政府和企業對環境污染治理的責任，環境污染治理責任的履行必然帶來市場需求。例如，專家預測，未來幾年內我國的綠色投資需求將達到每年兩萬億元人民幣。綠色投資也將由此成為今后金融機構投資的必然選擇。

　　三是環境問題的引入，為金融產品的創新提供了有利的發展機會。

　　金融機構可以通過金融產品創新來降低風險，甚至可以獲取利潤。例如，開發綠色債券、綠色股票指數、綠色保險（包括氣候保險）、環境類期貨和期權及環境類資產證券化等金融產品。

　　將環境融資需求法律化是綠色金融的有力保障

　　一是我國的環境立法應與環境融資需求相結合，建立具有可持續性的新型環境融資平臺。

　　美國針對土壤、水、大氣的環境立法都有相對應的環境融資機制作為治理這一領域環境問題的資金源。美國的《清潔水法》有清潔水州立循環基金作為政策資金支撐；美國的《綜合環境反應，賠償和責任法》有超級基金從事國家土壤污染名單上污染治理工作；《棕色地塊復興法案》有棕色地塊基金作為資金支持。這些法律在立法章程中便規定了這些基金的資金來源、使用辦法、資金用途等內容，使基金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

　　此外，國外也通過立法激勵環境治理。例如，美國針對孤兒棕色地塊（指無法追溯到責任人的被污染地塊）治理的《小型企業責任救濟和棕色地塊振興法案》。這一法案的目的在于刺激私人部門對于孤兒棕色地塊的開發和利用，以達到清理土壤并刺激區域經濟的效果。法律授予對美國孤兒棕色地塊進行開發治理的私人部門享有稅收優惠、財政援助、融資擔保、技術支持等法律政策權利。這將為我們在進行環境修復相關法律制定過程提供有益的經驗借鑒。

　　二是嚴格的環境立法，將創造巨大的綠色投資機會。

　　嚴格環境法律，將使污染企業必須對環境污染盡治理義務，這種義務的履行方式可能表現為向政府繳納環境治理資金后由政府負責修復或聘請環境修復企業直接進行環境修復。無論是繳納罰金，還是污染者承擔修復工作都創造了環境修復的市場需求。市場需求的增加可以增加環保產業利潤，擴展其產業規模，加速產業技術升級。據專家預測，未來幾年內我國的綠色投資需求估計將達到每年兩萬億人民幣。綠色投資也將由此成為今后金融機構投資的必然選擇。

　　政府職能運行的法制化將為綠色金融的發展肅清障礙

　　《決定》提出，要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職能，推進機構、職能、權限、程序、責任法定化，推行政府權力清單制度。可見，建設法治政府是依法治國的關鍵。只有政府的權利依法得到了有效的控制，銀行等金融機構向地方政府貸款的決策才會真正實現獨立性。

　　金融機構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的，如果實體經濟的發展依然以GDP為導向，忽略資源環境一味地追求發展速度，那么金融機構也很難脫離這樣一個宏觀背景去執行綠色金融政策。

　　以綠色信貸為例，《2012年綠色信貸發展報告》指出，在中國市值排名前50位的銀行中，“兩高一資”項目貸款余額占比依然較高，這一現象在城市商業銀行表現尤為突出。從銀行業股權結構來看，當前中國373家主流商業銀行95%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大型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平臺公司控股。中國銀行業股權結構的不合理，導致行政因素和政治周期對于銀行的影響相對突出。尤其在地方，地方政府直接擁有的銀行股份有限，但可以通過人事任命權對銀行產生很大影響。因此，商業銀行很難對一些高耗能、高污染企業大幅度地削減信貸規模，銀行調整信貸結構面臨較大的困難和阻力。

　　因此，在依法治國的總體框架下，推動政府職能運行的法制化，將會為綠色金融的實施肅清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