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水北調的困境

本文原載于The New York Times

譯者/醬油

 

中國，丹江口——中國北方正命懸一線

 

千里農田旱魃為虐。戈壁荒地向南蔓延。黃河，作為中國文明的發源地，已經被污染殆盡無法飲用。百萬人口的特大城市數量激增——僅北京人口就有兩千兩百萬，天津則為一千兩百萬——已經使得蓄水土層幾千年來儲藏起來的地下水干涸。

 

中國政府的解決方案是典型的中國式做法——宏偉且昂貴：每年從中國的另一條重要水系—長江中調運至少6萬億加侖的水至千里之外，以解北方平原四億四千萬人之渴。

 

從左至右依次為西線，中線，東線。

 

這一偉業名為南水北調工程，是中國同自然的較量中最顯雄心壯志之舉。這一工程差不多相當于從密西西比河調水來滿足整個波士頓、紐約外加華府的用水需求。而620億美元的工程造價，是全世界最大水利工程三峽大壩的兩倍之多。上個月中國官方承認三峽工程存在“亟待解決的問題”，而南水北調工程也沒好到哪里去，巨額成本、環境影響以及為了發達城市中的居民而犧牲相關省份低收入人口的利益，使得這項工程在質疑中越陷越深。

 

工程將建造三條人工運河來從長江中調運南方珍貴的水資源，而南方本身也正遭受越來越多的旱災之虐；正在經歷的旱災為五十年所未見。這一工程的人力耗費同樣驚人——在工程的中段，即從湖北省的一個巨型水庫開始蜿蜒至八百英里之外的北京這一段，大約三十五萬村民正為了給人工運河讓路而移居。他們中的許多人被安置在遠離家鄉的地方，所得的補償田地也非良田；在湖北，成千上萬的人們被移至一所廢棄監獄的空地上。

 

”看看這片沒有人煙的黃土地吧，“67歲的駝背老嫗李佳英（音）手拿鐮刀一邊抱著一捆生火用的枯樹枝一邊說道，她正向新家蹣跚著走去。”我們的老屋子壓根就不在工程淹水的地方里頭啊，可還是叫我們走。沒人想走的。“

 

新居

 

2011年春天大約有15萬人因工程而遷居。而最終的數字遠不止于此。

 

一些中國的科學家表示這樣的調水工程有可能會破壞南方水系的生態平衡，并退化成像黃河一樣失去作用。他們還表示政府忽視了對工程影響的調研。美國歷史上就有過這樣的前車之鑒。20世紀初的時候因為建設洛杉磯的需要，人們從歐文斯河中調水，結果便是加利福尼亞的一些湖泊遭到了破壞。

 

說回到這里，湖北省會武漢的中國科學院地理學家杜云（音）表示，如果南水北調工程對漢江（長江的支流，位于工程中線起點）造成了破壞，湖北省將有超過1400萬的人口受到影響。

 

北京和天津以南的各省官員們私底下也并不支持這一工程，并且在水價和補償金問題上討價還價；自2008年九月以來，為了向工程中線”緊急“補充，河北地區的四座水庫中向北京輸送了7.75億立方、也就是2050億加侖的水，缺水大省河北省的官員們對此非常失望。

 

京杭大運河是一條供駁船行駛的古運河，而工程的東線就沿著這條運河而建。工程監督者已經發現從長江運輸到天津的飲用水已經遭到嚴重污染，為此已經建造了426座水處理廠。據官媒新華社報道，工程50億美元成本中有44%都用在了水污染防治上。工程中線漢江的水源相對更為清潔。但是，主要的運輸水道在到達北京之前，需要穿過中國工業腹地的205條河道。

污水處理廠

 

“水被運輸到北京后，我們面臨的問題是是否可以安全飲用，”環保人士戴卿說道。戴曾撰文批評三峽工程。

 

“我認為這一工程是極權統治的產物，因為這是對一部分人資源的掠奪”，戴女士補充道，“我堅決反對這一工程。”

 

戴女士和一些中國學者表示政府應該在控制北方城市人口和鼓勵節約水資源上多下功夫。

 

這一工程的官方網站上寫道，調水工程“將成為緩解目前中國北方水資源危機的重要且基礎的設施”，并表示他們已經做了充分的研究。中央政府和國務院（相當于西方國家的內閣）前環境保護和水資源管理官員王建也認為這一工程“帶有巨大的風險”，但是他還表示，考慮到目前水資源短缺的嚴重性，我們別無他法。

 

工程中線于2014年開始主干部分的運營，而東線則在2013年年底投入使用。各線路原本計劃在2008年夏季奧運會結束時就投入使用，但是因為問題不斷而受阻。

 

引水渠

 

調水工程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世紀50年代，當時毛澤東說了句“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點來是可以的。”

 

干旱，澇災，農民起義，這是中國歷史上反復出現的循環，因此，對水的控制是中國統治者的重要課題。歷史上的帝王們曾試圖通過諸如大運河或者都江堰之類的大規模水利工程來使他們的統治更加名正言順。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最初研究之后，政府直到九十年代才重新重視起這一工程，當時中國經歷了嚴重的干旱。2002年，國務院給工程中線和東線的開工亮了綠燈；而位于海拔10,000至13,000米、穿越青藏高原以灌溉黃河流域的西線工程難度太大，目前條件還不夠開工。

 

天津的官員并不相信東線的輸水能力，因此正在尋求海水淡化來作為替代方案。規劃者們對于中線抱有更多的期望，盡管這一塊的工程難度更大——水道的建設完全是從設計草稿開始，沒有任何基礎，由于沒有向大運河一樣的現有水路，因此輸水的道路上需要建設1774個運水工程。

 

在中線的起點，位于漢江的丹江口水庫水位上升了43英尺，達到558英尺，這樣才能由高至低順流到北京。政府表示由于水位上升，以及要對水土流失采取措施，需要將130,000名農民從水庫區域遷居。類似的遷居正在主水道經過的四省份中繼續上演。

 

丹江口水庫

 

大約有1,300名青山鎮的居民被遷移到了襄北農場，一個曾是監獄的地方。這些居民現在住在他們被廢棄的故居125英里之外的一排排黃色混凝土房中。政府還在這一安置點中掛上了標語：“此地土地肥沃，灌溉設施完備。”

 

但農民才是更了解實情的人。每個人按計劃都會無償得到一小塊耕地，但是這一地區的耕地是出了名的貧瘠。人們對政府的補償同樣不滿。政府在對他們的老房子估值時壓了價格，結果他們不得不自己再掏上數萬元來買新居。

 

“這里壓根什么都沒有，”57歲的黃救國（音）說道，“也沒有企業，我們的孩子在這里長大了都沒個工作的地方。”

 

去年十一月，潛江市數千名安置點的居民封路三天以抗議粗制濫造的住房和得到允諾卻沒有拿到手的補償金。官員們命令警方驅散集會，沖突造成了人員受傷，一些人被捕。

 

不過，和這一工程的更為嚴重的后續影響相比，強制遷居就相形見絀了。

 

“我們覺得我們仍然沒有弄清楚這一工程將對環境、生態、經濟和社會造成怎樣的大規模影響，”武漢的地理學家杜先生表示。杜先生又謹慎地加了句他并不是特別反對這一工程。

 

對湖北人民來說，問題的關鍵是作為農業和工業生產樞紐的漢江是否會成為保住北方的犧牲品。

 

在中科院報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杜先生和另外兩位作者做了估計，認為南水北調工程將使漢江中部和下游支流流量大幅下降。“將成為水污染預防和生態保護的絆腳石。”杜先生表示，盡管這份研究在2006年就完成了，但是政府并沒有因此改變原計劃。

 

中央的規劃者們根據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期漢江水量的計算來得出需要調運的水量；從那以后，水量下降，這和長期的干旱也有關系，但是規劃者們對此沒有做任何調整，杜先生說道。調運的水量超過了年均水量的三分之一還多。杜說：“這將會給漢江造成巨大的破壞。”

 

漢江的危機

漢江面對的考驗已經非常嚴峻了——工業污染排放越來越多，企業挖沙來滿足臨近城市建設的需要，藻類更是在江中泛濫。調水到北京將會使漢江面臨更大的壓力。“如果水質無法得到有效的改善，那么水生生物的數量將進一步下降，”杜先生和他的同事如此寫道。

 

從漢江中調水需要更為復雜的工程來提高水位。一邊從長江中調水到漢江，另一邊從三峽大壩水庫中調水到丹江口水庫。

 

南方的政府官員們非常敏銳地意識到了漢江即將面臨的變化。環保宣傳組織“綠色漢江”的負責人赟健力表示，在襄樊，官員們已經關閉了諸如造紙廠類的一些小工場，并強制要求其他工廠使用非污染的材料。“當地政府對漢江非常上心，對南水北調工程的影響非常重視。”

 

而政治上的斗爭是顯而易見的。身為省政協委員的杜先生表示湖北省的官員們經常同北京的官員們就補償金問題進行談判。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央政府提出了當時價值五億美元的一攬子水利工程項目來幫助湖北。在幾輪談判之后，如今的輔助水利項目議案已經估值超過十億美元。

 

北方的用水需求不會減少。根據中國日報刊登去年十月刊登的一篇侯東敏（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發展研究學者）著的文章，農村移民意味著北京人口將以每兩年一百萬的速度增長。“而隨著水資源的不斷減少，北京將無法容納更多的人口，”侯先生說道。“相反的，北京應該采取一些嚴厲的措施來控制人口，哪怕無法減少的話。”

 

干涸的永定河，北京

 

北京的人均可用水量為100立方米，也就是26,000加侖。這差不多是聯合國規定的長期缺水標準的零頭，后者為人均1000立方米，即260,000加侖。

 

前官員王先生表示，在國務院關于北京的2020年前發展計劃中調水工程已經被默認為將會生效，發展計劃沒有考慮水資源更少的情況。

 

城市規劃者們眼中的北京是一座擁有眾多高爾夫球場、到處都有游泳池、附近設有滑雪場的城市——一座按照西方模式設定的城市。

 

“相較于通過運輸水來滿足城市不斷增加的需求，我們應該做的其實是根據水資源的多少來決定一座城市的發展規模，”王先生說道。“但人對于發展的渴望是沒有盡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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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讀獨家解讀

 

 

內容/伍豪

制圖/Yoshi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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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讀：T-R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