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西部名校在市場經濟時代的生存樣本：蘭州大學啟示錄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蘭州大學的發展曾經受益于計劃經濟體制，但在市場經濟時代進入持續滑落的軌道。造成昔日名校失去舊日光輝的因素眾多，經濟、政策、國家教育戰略等等。請看總第806期《中國新聞周刊》封面報道：《失落的名校 蘭州大學啟示錄》
蘭州大學：名校的焦慮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錢煒
本文首發于2017年5月31日總第806期《中國新聞周刊》
微信公眾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ID：china-newsweek）
1981年，山東考生薛德勝的哥哥替他做主，填報了高考志愿：“聽說蘭州大學很不錯，你就報那兒吧。”薛德勝回憶說，“那時候，在大家眼里，除了北大、清華被看作最頂尖的大學之外，國內其他重點大學都差不多，并沒有三六九等之分，所以填志愿只是挑大學，而不是挑地區。”從東部大省山東來到遙遠的甘肅蘭州，薛德勝不覺得有什么吃虧。
如今，身為蘭州大學物理學院院長兼科研處處長，薛德勝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想方設法留住人才。他坦承，在蘭大度過的36年漫長歲月中，自己也曾有過離開的想法。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蘭大教授離職是一個非常普遍和持續存在的現象。
蘭州大學這所百年名校，多年來一直在經歷一場以人才流失為主要標志的衰落。
光輝歲月
薛德勝讀書時趕上了好時候，那是蘭大重整旗鼓、煥發活力的黃金年代。
有數據為證：1980年，李政道到中國為美國哥倫比亞、哈佛等名牌大學物理系招收研究生，在為此所設的全國聯考中，蘭大物理系學生取得第一名；1981~1989年，蘭大化學系學生在全國重點大學化學專業學生赴美研究生計劃考試中，連續5屆名列第一。
還有人做過統計，在各高校1977年后的本科生里，蘭大畢業生當選院士的數量居全國第7名，如果排除因合并了眾多院校而稍稍領先的吉林大學與浙江大學，蘭大實際上能排到第5。由于現在最年輕的一批院士都是在1980年代上大學的，因此這一數據說明了蘭大那一時期本科教育的實力。
蘭州大學成立于1945年。民國時期的蘭大，無論在規模還是名望上，都無法和中東部地區的大學比肩。它真正開始在中國高教版圖上占有一席之地，是在1949年以后。
1954年，蘭州大學成為14所教育部直屬綜合性大學之一；1960年，成為當時為數不多的“全國重點綜合性大學”，在西北地區是唯一的一所。
蘭大是當時國家戰略的直接受益者。畢業于該校中文系的專欄作家十年砍柴曾做過10年的教育記者，他在回憶母校的一篇文章中寫道，“蘭大得益于強大到遠邁歷朝的行政力量，短時間內，集權的政府效率高于民主的政府，不需要談判和博弈，用政府那只大手，就能讓人、財、物流向貧瘠的西北。新政權全面學習蘇聯，處于版圖腹心的蘭州成為重要的重工業基地，高等教育的資源也因此向蘭州大學傾斜。”
那時候，蘭州是國家重點建設的城市。在“一五”計劃中，蘇聯援建的156個項目中，有7個在蘭州。蘭州石油化工廠、蘭州煉油廠這兩個后來被稱為“共和國石化長子”的大項目的上馬，急需石化領域的人才，蘭大化學系因此得以成為國家重點建設的學科。
已故中科院院士劉有成在其訪談錄《一生執著自由基》里回憶，1954年，他排除阻撓，從美國芝加哥大學回到新中國，等待政府分配工作。當時的南京大學、南開大學等好幾所高校都向他發出了邀請，但高等教育部的一位司長找他談話，說蘭大是國家重點建設的幾所大學之一，希望他到蘭州去。
當年，像劉有成這樣學成回國的海歸人才，被中央政府分配到蘭州大學工作的還有很多。他們后來大多成為蘭大各學科的頂梁柱與國內學界的大腕。
為支援蘭大建設，當時的高教部還把復旦大學有機化學專業并入了蘭大，并且從東部地區的復旦、南大等高校調來一批教師和研究生，又從北大分配來一批研究生，使得蘭大化學系的師資力量瞬間變強。如今，化學系仍舊是蘭州大學科研實力最強的專業，在全球學科排名中進入前1‰。
蘭大發展歷史上的奪目光輝，與其兩任校長不無關系。蘭大歷史學院教授、《蘭州大學校史》主編張克非介紹說，在蘭大歷史上，有3位對學校發展起到過關鍵作用的校長。除了民國時期的學校創始人辛樹幟，還有文革期間被迫害至死的江隆基，以及文革結束后的第一任校長劉冰。
江隆基是一位真正的知識分子和教育家。1959年，他在“反右”運動中受到沖擊，從北京大學黨委書記兼副校長的位置上被“貶”到蘭大擔任黨委書記兼校長。當時，除了像劉有成一樣分配到西部來的，還有相當一部分人和江隆基一樣是被“放逐”到蘭大的。江隆基在蘭大冒著巨大的政治風險，堅守教育的底線：“尊師重教”。
當時，蘭大文科已經被砍掉，歷史系歸于西北師范學院。蘭大歷史系第一人 趙儷生被發配到鄉下開荒。1961年，趙儷生的二女兒從蘭州附近的山上不慎滑落喪生。行政級別比甘肅省委書記高半級的江隆基得知后，通過省委發電報，通知趙儷生返城。隨后，江隆基又設法恢復蘭大文科，指名趙儷生為本科生開基礎課，講授《中國通史》。就這樣，差點在鄉下餓死的趙儷生撿回了一條性命，后來成為蘭大人文學科的一面旗幟，為蘭大培養出許多優秀學生，著名學者秦暉、金雁伉儷就是趙儷生培養出來的研究生。
劉冰曾任清華大學黨委第一副書記，“文革”結束后，劉冰以與甘肅省委書記平級的身份出任蘭大黨委書記兼校長。張克非說，劉冰在蘭大的主要工作是撥亂反正，請“文革”時受到打擊迫害的教授重新出山，讓學校迅速回到正軌。張克非還記得，劉冰到蘭大后，時任甘肅省委第一書記的宋平帶人來學校參加大掃除。這種學校與地方的親密關系，對于今天的蘭大來說，已經難以復制。
張克非說，無論是人才隊伍、學術傳統還是校風，江隆基都為蘭大奠定了成為一所名校的基礎。“文革”結束后，蘭大新上任的校長劉冰，令江隆基時代打下的底子得以發揮出能量，使蘭大在當時一躍成為國內高校中的佼佼者，1980年代也成為學校歷史上的黃金時期。
2017年，在《自然》出版集團發布的“自然指數”中國版中，蘭大高居第10名，這似乎表明蘭大的名校實力不減當年，很多蘭大校友也都欣喜不已。但蘭大化學化工學院副院長張浩力冷靜地指出，“自然指數”僅統計化學、物理、數學等少數幾個學科，這正好都是蘭大的優勢學科，而且它的計算方式也對蘭大有利。
實際上，蘭大重視發高影響因子的SCI論文，是有傳統可循的。南京大學是公認的國內最早用SCI作為職稱評定標準的高校，其實蘭大也在幾乎同一時期采取了相同的做法。在1980年代后期，還沒有“SCI”這個叫法，而是俗稱“國際3300種雜志”。張浩力記得，在他讀書時，學校就開始強調，研究生畢業、教授晉升，都要在“3300”上發表論文才行。
對此，薛德勝回憶說，當時出身化學系的校長胡之德與出身物理系的科研處處長李發伸（后來接替胡擔任校長）深感蘭大在基礎研究上仍有一定優勢，同時注意到國際學界的主流做法是發表論文，因此決定將此作為提升學�？蒲袑嵙εc聲望的突破口。
直到薛德勝博士畢業的1995年，當時的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即今科技部）的官方媒體《科技日報》于7月18日發文報道了“蘭大現象”。文章稱，在地域偏遠、信息不靈、國家財政收入和師資力量投入比東部發達地區同類高校少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條件下，蘭大的教學、科研卻長期名列前茅，發表的基礎研究論文連續兩年位居全國高校第3名，在全國50多個國家級理科基礎科學研究教學人才培養基地中，蘭大占了4個，在全國也排第3名。
同年11月，美國《科學》雜志評選出了中國最好的13所大學，蘭大排名第6。然而，實際上這已是蘭大鼎盛時期的余音。
5月9日，蘭州大學核科學與技術學院院長吳王鎖（左二）在產驗室給研究生上課。圖｜新華
孔雀東南飛
1986年是薛德勝在蘭大讀研的第一年。這一年，一項政策的悄悄改變，成為導致后來蘭大衰落的轉折點。
蘭州大學校長王乘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說，過去，大學的主要任務是教學而非科研，國家經費也主要是按教師人頭來劃撥，由于全國各地區經濟發展較為均衡，高校之間并沒有太大的貧富差距。唯一體現差別的就是教師工資——不是東部比西部高，而是正好相反。
他解釋說，在計劃經濟時代，國家政策向西部傾斜。同樣是大學老師，在西部地區領到的工資大概比在東部地區高三分之一，多十幾塊錢。這在當時對于蘭大招徠人才、穩定軍心起了巨大作用。但在1986年，這項政策取消了。原本西部地區的各項條件就比不上東部，當工資的地區差取消后，西部高校對人才的吸引力也消失殆盡。
從那時起，蘭大就開始了一場持續的、大規模的人才流失。到了1990年，張浩力就讀蘭大化學系本科時，他已經常常能聽到系里老師出走的消息——不是今天系里的一位老師去了東部高�；蛑苯映鰢�，就是明天一位系副主任下海經商。
最重磅的消息是，在蘭大工作了39年的化學系重量級人物、74歲的老院士劉有成，跳槽去了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劉有成曾公開表示，自己是安徽人，年紀大了，思鄉心切，希望回家鄉生活。但劉有成在離開時，還帶走了一名老師與他的研究生。
早期從蘭大出走的人才，有不少是像劉有成這樣聲望在外的大師級人物。這些人當年響應國家支援西部的號召，在蘭大奉獻了青春，老了之后葉落歸根，回到東部家鄉的高校任職，同時也帶走了他的資源。而還有更多的人，是為了外校更好的待遇、事業發展空間及子女教育和就業而去的。
十年砍柴說，他記得還有一個趨勢是，從1990年初到1999年之前，地方辦大學興起。一些經濟發達地區的新興高校挖走了蘭大的很多老師，如1995年，合并了幾所地方老院校的青島大學正式成立，其中文系幾乎是完全依靠蘭大的師資而建的。到了1999年高教改革，“985工程”大學實施省部共建的政策，即中央與地方政府共同出資建設“985”大學。東西部地區在經濟上對大學支持力度的巨大差距，更是造成了蘭大教師向沿海發達地區的院校流動。
在蘭大人才流失最嚴重的時候，一些東部高校派專人長期駐守在學校周邊的賓館，專門挖人。
《蘭州大學校史》稱，1984~1985年間，蘭大老師減少了255人，教師數量跌入谷底，這主要是由于人才向沿海、東部高校及其他單位流失引起的。20世紀90年代初，學校很多教師再度成批流向東部地區，教師數量從1991年的1321人降至1994年的1102人。一些原本在國內有明顯優勢的學科，由于學術帶頭人流失，后繼乏人，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
到了新世紀，由于蘭大骨干教師已出走殆盡，人才流失由“塌方式”變成細水長流。據媒體報道，從2000年到2004年，該校共流失副高職稱以上人員近40名，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學科帶頭人。薛德勝還記得，2006年，當他接手院長一職時，“整個物理學院都空了”，連給學生上課都成問題，剩下的幾名老師排滿了課程，連軸轉才勉強能完成教學任務。
“蘭州大學流失的高水平人才，完全可以再辦一所同樣水平的大學！”2005年全國兩會期間，蘭大的人才流失讓人大代表、西北師范大學校長王利民都看不下去了，他在時任國務委員陳至立面前拋出了這句話。
王乘認為，在2000年以后，學校的人才流失一度得到緩解，他將此歸結于東部高校的人才飽和與蘭大校方在人才隊伍建設上的努力。但物理學院教授王龍（化名）則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此事。他說，“走的人少了，可能是因為蘭大相對其他高校的優勢沒了。別人的條件與實力都增強了，蘭大的老師就難走了。”
如今，由于教育部第一批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的名單定于2017年上半年完成遴選，全國高校都在加緊爭創“雙一流”。依托當地政府大力支持與區位優勢，東部高校展開了對高層次人才的新一輪競爭，在這種形勢下，蘭大的壓力驟然再度增大。
王龍說，去年，物理學院又走了兩名教授，一個去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另一個去了杭州的中國計量大學，后者并非“985”或“211”大學，無論是名氣還是實力都不如蘭大。今年，系里還有一名剛剛當選長江學者的教授謀求離開未遂，他本來希望去西安的一所二本院校擔任院長。
人才的流失，帶來的直接效應是學�？蒲懈偁幜Φ南禄�。馮兆東1970年代末畢業于蘭大地理系，之后在蘭大工作多年，2000年、2001年，先后入選素有“院士預備役”之稱的“長江學者”與“國家杰出青年”，是蘭大一手培養起來的人才。但在2010年，他跳槽去了新疆大學，獲該校“天山學者”計劃資助，后又輾轉至中科院新疆所，最近則被河南大學挖去，成為該校的“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馮兆東拒絕就跳槽原因接受采訪，但他曾撰文指出，過去幾十年來，蘭州大學的排名一直在下滑：主要不是由于蘭州大學的“學術指標”在下滑，而是“非學術指標”不可避免地在下滑（如誕生高級官員的數量、校友捐款的金額等）。可是，近年來，蘭州大學的“學術指標”也開始下滑（雖然SCI發表量似乎仍然在撐著）。例如，好多年了，蘭州大學的國家科技部支持的“國家重點實驗室”、自然科學基金委支持的“杰出青年”、“重要項目”等指標都遠遠落后于全國的同類大學。不要說在“985”院校中遠遠落后，就是在“211”大學中也只能領先于不多的幾所邊陲地區的“211”大學（如新疆大學、西藏大學等）。
馮兆東還以國家博士后科學基金面上資助項目為例，在2014、2015和2016三年間，蘭大獲得資助的一等項目分別為：0個、2個和0個。相比之下，同為“985”院校的吉林大學分別有11個、19個和9個，多于蘭大；就連重慶的“211”高校西南大學在這一指標上的表現也優于蘭大，分別是4、10、5。
“蘭大迄今一共只有4名‘青年千人’，都在我們學院，可今年最終真正到崗的只有3位。”談及此事，張浩力有些心焦。
一切都與錢相關。根據今年3月31日蘭大人事處的招聘廣告，“青年千人計劃”入選者來蘭大，將獲得50萬元一次性補助及不低于40萬元的年薪；不小于130平方米的人才周轉公寓，享受50萬元住房補貼、安家費；在國家提供的科研啟動經費基礎上，還有200萬~300萬元配套經費。
40萬年薪看起來不低，但與財大氣粗的東部高校一比就相形見絀了。據媒體報道，佛山科技學院是一所廣東省教育廳主管的二本院校，但它對“青千”的待遇之高令人吃驚：除了能享受中央財政資助個人補貼100萬元、廣東省資助科研補貼100萬元和50萬元個人補貼外，學校還將按照“人才特區”二級特聘教授的待遇，提供最高150萬元年薪及20萬元安家費，此外還有最高250萬元的購房補貼和120平方米的周轉房，5年合計超過1150萬元薪金。
張浩力還表示，“青年千人”的資助是按照國家標準定的，目前已經是學校能提供給青年教師的最好待遇。對于那些擁有較好發展潛力但尚未評上“杰青”“長江”的骨干人才，學校目前缺少針對性的資助。而這部分人是學校發展的希望所在，也是最容易流失的。
為遏制西部高校人才外流，今年1月25日，教育部辦公廳發布《關于堅持正確導向促進高校高層次人才合理有序流動的通知》，要求各高校堅持正確的人才流動導向，并明確強調不鼓勵東部高校從中西部、東北地區高校引進人才。
然而，行政命令難以控制市場經濟下的人才自由流動。吃飯的時候，薛德勝壓低聲音說，“聽說最近又有一個東部高校的人事處處長，在我們學校門口的賓館住下了。”聽到這句話，旁邊一個人立馬提醒他，“你們學院的那個××，很有潛力，你可要保護好��！”
“孔雀東南飛”，飛的不僅是老師，還有學生。首先是本科生的生源問題。由于蘭大知名度的下降，蘭大的高考各省錄取平均分在高校中位列第76名，這與蘭大的科研、學術等其他排名都有相當差距——生源水平遠遠落后于學校地位。
近幾年，令蘭大教授更加憂心忡忡的是蘭大優秀研究生的流失。過去，校外保送研究生的人數是固定的，但在2014年，教育部實施保研新政，即凡是保研的學生可以自由選擇讀研院校。此規定一出，造成蘭大保送研究生幾乎全都外流到了北京、上海等地的名校。
2016年，蘭大物理學院青年教授周金元就在科學網的博客里表示，保研新政實施以后，今年他們的研究生沒招滿，調劑來的10個學生，除了有兩名學生來自北京化工大學與寧夏大學兩個“211”大學之外，其余都畢業于非“985”“211”大學。對此，他郁悶地表示，“蘭州這么個西部地方，留不住學生，大部分都跑掉了，又吸引不來外地學生。這種現象，估計很多學校都有，但是沒有像蘭州大學這么嚴重。”
為留住本校的優秀研究生，蘭大也想出了對策：在大三時就開始給學生做工作，讓學生提前了解導師們的工作，并設立獎學金獎勵留下來的人。薛德勝說，其實這樣做有違國家政策，但他們實在是出于無奈。
張浩力則表示，這一政策確實收到了成效，今年他們的研究生外流得少了，但問題是，留下來的學生大多數都是保送生里排名靠后的，真正的尖子生還是走了。薛德勝對此也深感憂慮，他深知金錢獎勵并非長久之計，研究生是大學科研的主力軍，優秀研究生的外流，直接影響大學科研的質量與水平。
（資料圖片）暑期來臨時，在蘭州大學門口，一些有意擔任家教的學生排起了長隊等待家長。圖｜CFP
“夏官營大學”
從蘭大本部出發，在經過一個多小時穿越荒山和農田的車程之后，才到達蘭大榆中校區。站在校門口，舉目所及，天蒼蒼，野茫茫，遠處連綿的黃土山腳下，一片新蓋的鋼筋水泥建筑拔地而起。這個時候，就不難理解校長王乘所說的一個數字了——蘭大平均每年有36名本科新生退學。
榆中校區是蘭大本科生集中生活和學習的地方，位于距離蘭州市區45公里的國家級貧困縣榆中縣的夏官營鎮。這里原是蘭州軍區空軍司令部廢棄的機場，四周荒無人煙。它唯一的鄰居，是西北民族大學新校區。自兩校于新世紀之初在這里建了校區之后，如今校門口也漸漸發展出一條商業街來，但仍十分衰敗，周圍幾乎看不到人影，與中東部地區的大學城完全無法同日而語。
由于榆中校區的存在，蘭大被戲稱為“夏官營大學”。有人惡作劇地在網上發了一張沙漠里騎駱駝的照片，說蘭大學生要持駱駝證騎駱駝才能上課。
蘭大學生們則調侃地說，要想談戀愛，就只能去爬學校后面的萃英山。“萃英”名字雖好，可實際上并無英萃林茂的景象，那只是黃土高原上一座典型的荒山。近幾年，由于蘭大師生連年上山植樹，這才使萃英山有了些許綠色。
為了降低學生們心理上的落差，蘭大后來將大四學生搬回本校區。但由于校舍不足，有相當一部分學生只能擠在8人一間的宿舍里。“蘭大學生的住宿條件可以說是‘985’高校里最差的。”王乘如是說。
榆中校區不通公交車，全靠蘭大自己的30輛大巴車往返接送師生。蘭大老師上完課就坐校車趕回市區，造成學生與老師之間缺乏交流，同時，低年級學生與高年級學生及研究生之間也缺乏互動。
學生考上蘭大以后，立即被送到這樣一個閉塞、與社會缺少交流的孤島式校園里。乙肝病毒受體的發現者、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研究員李文輝，就是甘肅榆中縣人，畢業于蘭大醫學院。他表示，自己在招研究生時，發現蘭大學生的優點是踏實、勤奮，但在眼界和見識方面，不如國內其他名校的學生，“起點較低，一開始容易吃虧。”此外，他中學時曾騎車去當時的蘭空司令部游玩，畢業后聽說蘭大把本科生搬到了那里，就感到不妙。“大學本應是一名學生完成城市化、社會化過程的地方，但在榆中校區顯然不能完成這一目標。”
據統計，蘭大學生有60％是農村生源，50％的學生來自西部省份，此外有30％是貧困生。王乘說，很多西部來的農村學生從小到大都沒怎么去過城市，好不容易考上了蘭大，以為可以好好見識一下“大城市”，結果到了學校才發現，到的是一個比家鄉“更農村”的地方。
說起榆中校區的歷史，王乘一臉無奈。2001年，為滿足“985工程”對校舍面積的要求，蘭大不得不擴建新校區。然而，蘭州四面環山，城市用地非常緊張。幾經協調，蘭大最終選定市區東南方向的榆中縣。
蘭大之所以這樣決定，一個重要因素是，當時蘭州規劃在榆中建立一個科教園區，將來把市區里的高校全都搬過去。然而，17年過去了，唯一搬過去的學校只有蘭大和同為中央直屬在甘單位的西北民大。而蘭州市也早已放棄了向榆中發展的規劃，轉而重點建設市區北面機場附近的蘭州新區。更令蘭大人郁悶的是，最近，榆中縣又在規劃自己的科技園區，但并未把蘭大榆中校區考慮在內。
在來蘭大之前，王乘曾長期在武漢的華中科技大學擔任副校長，后又在南京的河海大學擔任校長。
王乘反復強調一點：大學的發展離不開城市。蘭州大學的命運，與蘭州市休戚與共。作為新中國初期重點建設的重工業基地，蘭州曾有過風光的時候，但隨著新時期國家戰略的變化，在某種程度上，蘭州與蘭大一樣，也成了被遺忘的角落。
在這樣的土壤之上辦大學，蘭大的困境可想而知。據王乘介紹，2001年，蘭大成為國家“985工程”重點支持建設高水平大學的高校。根據省部共建的政策，教育部與地方通常按1:1的比例劃撥配套建設經費，但在甘肅，這一比例被調整為1:0.5。而且，由于地方政府財政困難，實際上有累計5.4億元的配套資金一直沒有落實。
近年來，蘭大經費總量一直在20億元左右，在全國所有“985工程”高校中排在末位。從收入構成來看，由于沒有地方經費支持，主要依靠中央財政撥款，這部分占總收入比例一直在60％以上，而教育部直屬高校平均為48％。
對此，蘭大財務處處長安延宏進一步解釋說，目前蘭大的收入來源主要有國家撥款、科研經費、學費、校友捐贈及產業收入。其中，國家撥款又分為基本經費與項目經費兩大部分，前者按學生規模劃撥，標準與其他“985”高校一樣，但由于蘭大招生規模較小，這一項的總額也不算多。
真正拉大差距的是項目經費，這一部分算法復雜，要根據學校的科研成果、實驗室面積、設備、去年獲獎情況等等來計算，而在這些指標上蘭大都不占優勢。同時，在科研經費中，除了國家直接下撥的經費之外，蘭大在競爭性項目上的經費也少得可憐，更不用提從企業獲得的研究經費。至于產業，蘭大主要靠一些房租收入，與那些擁有眾多知名校辦企業的東部高校根本無法相提并論。
今年4月6日，教育部公布了部屬75所高校2017年預算數據，其中蘭大預算總額為31億元人民幣，排第44名。
中科院寒區旱區環境與工程研究所研究員王振亭畢業于蘭大，并曾在母校工作。正在野外考察的他通過郵件回復《中國新聞周刊》說，制約蘭大的首要因素，是“文化氛圍較差，校園內盛行官本位文化，行政勢力凌駕于學術之上。例如，曾發生機關樓的年輕干事在電話中訓斥無行政職位的教授之事”。其次，是地方化現象日趨嚴重，甘肅與陜西等本地籍貫的教職工越來越多，外來員工不容易融入各種“圈子”。
蘭大的前身甘肅法政學堂創建于1909年，是一所非常弱小的地方學校。但在民國時，國民黨出于政治考量，一舉將其升格為國立蘭州大學，并派著名教育家辛樹幟坐鎮籌建。十年砍柴說，“任何一個時代，作為一個大國，都會做這種考慮。”
關于蘭大的重要性，原國務委員、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至立曾有一句話：蘭大辦得好不好是個政治問題，蘭大一定要辦好，如果蘭大辦不好，大半個中國就沒有重點大學了。
薛德勝在高考報名的那年，也是那么想的。他和他的哥哥正是沖著“全國十大名校”的地位而選擇蘭大的。可是，就是在他上大學的時期，中國社會發生了重大轉折，計劃經濟體制土崩瓦解了。當時，恐怕他們并未意識到這對蘭大產生的深遠影響。
如今上網隨便一搜，“中國最失落的十所大學”“中國最受委屈的十所大學”“正在逐漸衰退的大學”等榜單，仍擁有“985”與“211”光環的蘭州大學總是榜上有名。
蘭大曾受益于計劃經濟，卻在市場經濟時代進入持續滑落的軌道。蘭大校長王乘表示，“我們并不存在什么競爭對手，假如真的有，我們現在唯一的對手就是國家政策。成，靠的是政策；敗，也是因為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