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建國：環保整改為何成了運動？

2017-08-24 08:27:03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杜建國】

環保部終于公開叫停“環保整改一刀切”現象了。

8月22日，環境保護部政策法規司司長別濤在新聞發布會上再三強調：“所謂‘一刀切’，從來就不是環保部的要求”，“部分地方，平時不作為，到了環保督察檢查巡查的時候，采取簡單、粗暴的方法，片面處理發展與環保的關系，這是嚴重的不負責任，也是濫作為。我們反對平時不作為，也反對檢查時的濫作為。”

一、個別省市已開始糾偏

在環保部22日的新聞發布會之前，地方上個別省市就已經開始對環保整改“一刀切”現象進行糾偏了。

8月9日，成都市委辦公廳、成都市政府辦公廳聯合下發《關于扎實做好環境保護督察問題整改的緊急通知》，強調要對涉及污染的企業分類處理，，對與群眾密切相關的洗車場、餐飲店、洗衣店等污染排放較小且通過短時間整改能達到環保標準的相關行業企業、設施場所，不宜“一刀切”關停，要重在加強整改整治，使相關企業、鋪面合規合法后盡快恢復正常營業，最大限度滿足群眾正常生產生活。（《如何完善“散亂污”關停工作、更好做實環保督察？成都兩手抓法 拒絕“一刀切”》。

山東淄博的環保督查整改，因為力度大在國內產生了較大影響，還作為正面經驗得到了重要媒體的推介。8月15日，淄博市委辦公廳、市政府辦公廳聯合下發《關于做好“散亂污”企業環境綜合整治有關工作的緊急通知》，要求對全市“散亂污”企業要分類施治、聯合驗收、強化監管，決不能簡單采用“一刀切”式停產治理措施。（《我市進一步規范“散亂污”企業綜合整治 嚴禁采用“一刀切”式停產治理》，淄博晚報8月16日頭版）

8月18日齊魯網報道，山東已就問題整改工作需要注意把握的幾個問題向各市黨委和人民政府下發通知。該通知指出：“對與群眾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畜禽養殖、家庭小型加工點、群眾生活急需的小型經營項目，如養殖場、洗衣店、餐飲店、饅頭店、餃子鋪、洗車點等行業企業，既要及時回應部分群眾的合理環保訴求，也要兼顧廣大群眾的正常生產生活，嚴格按政策辦事，做到實事求是、分類梳理，疏堵結合、穩妥處理。要著眼建立問題整改的長效機制，拿出創新性舉措，注重把環境保護與脫貧攻堅、農業生產等結合起來，有效保障群眾就業和農民增收，不能簡單一關了之、一拆了之。”

通知還強調，“對搞形式主義、命令主義，片面整改、錯誤解讀環保督察而導致嚴重影響群眾生產生活的，一經查實，要依法依規依紀嚴肅問責。”（齊魯網8月18日）

8月20日，海南省海口市也下發了與成都市、山東省內容相近的通知。“談到環保問題整改工作時，顧剛（海口副市長——引者注）指出，環保督察事關廣大民生，“運動式”、“一刀切”的整改方式都是不實事求是的，也與我們牢固樹立的“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和理念背離。在問題整改過程中，方式方法決不能粗放粗暴，一關了之、一封了之，決不能圖簡單、圖省事，而給全市經濟發展和人民群眾的正常生產生活帶來消極影響。”（海口日報2017年8月20日）

上述各地《緊急通知》中對那些“一刀切”式現象的介紹或描述，我一點也沒有夸大其詞。當前正在全國范圍展開的環保督查整改行動中，簡單的、過火的、粗暴的、極端的、“一刀切”與擴大化式的做法，的確是大量存在的。

二、山東淄博博山區的幾場運動

在上述緊急通知發布前，對環保整改過火這樣一個如此重要的事件或現象，國內媒體卻很少有予以關注或報道的（當然，不是絕對沒有），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大多數媒體的一個重大疏漏或職業失誤，這一態度與他們長期關注中國環境問題甚至夸大環境問題嚴重性的傾向正好相反。

盡管正式媒體對此鮮有報道，但是微信微博上的相關信息的傳播量還是很大的，從中可以得知，有些地方甚至因此發生了群體性事件，扯起了“要環保更要民生”的橫幅，這些信息足以使筆者初步判斷出問題的嚴重性。

筆者并非是馬后炮，并不是在看到環保部的發布會及近期地方上的報道即局勢明朗化后，才對整改一刀切現象進行關注與評論的。眾所周知，數年來，筆者一直就對極端化的過火的環保主義保持著警惕。尤其是近一兩年來，筆者通過自己的新浪微博持續不斷地對“環保整治一刀切”現象進行了批評。

巧得很，筆者恰好是山東淄博市的博山區人氏。可以說，以往圍繞一種社會現象或一個熱點問題，當地居民之間都會產生不同的反應，有支持的有反對的，唯有這一次對環保整改，是眾口一詞地、不分左右地、一邊倒地認同是過火了。整改以來，說是“怨聲載道”，也不太為過。在博山，有的完全合乎環保手續與標準的工廠，也被勒令停產了。工廠之外，更有甚者，不少餐館竟然也被關門了，豆腐坊也被關門了，養雞場竟也被關門了，真成了雞飛狗跳百業蕭條。

博山的確有許多小工業企業，這些小企業以往在環保方面做得比較差也是常態，但是即便如此，也不應該不分青紅皂白地一關了之，更不應該將關停面擴大化。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不同事物要不同對待，簡單蠻橫粗暴的一刀切與擴大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維基百科”關于博山區簡介

前面海口市干部在評論環保整改中的過火現象時用了一個詞：“運動式”。這個詞用得很好，當前的環保整改在不少地方確實有運動化的傾向。

筆者老家山東淄博博山區的歷史，深受運動式思維與行為的影響。

運動式思維，并非只在“計劃經濟”年代才有（其實，58年大躍進并不是計劃經濟，而是運動思維，茲不贅述），市場經濟時代依然存在。前些天，我的一個中學同學在微信里講了這樣一番話：九十年代，博山的大工業垮掉了；現在鬧環保督查整改，讓博山的小工業也垮掉了。這番話雖不全面，不過還是很有道理的。

博山，是一個工業城市，早在解放前就有了一定的工業基礎——有煤礦，陶瓷琉璃產業在江北最為發達，清末通了鐵路，三十年代后期建了發電廠，城區居民開始用上了電燈。解放后，博山工業得到了大量投資，新興的機電工業堪稱是享譽全國。直至八十年代，博山的國企工業企業經營狀況與居民生活還是不錯的，我記得那個年代的教師節，各廠礦企業給教師們送的禮物，堆滿了房間。

九十年代后，博山經濟幾乎毫無過渡就急轉直下，企業普不再景氣（有人認為是當時的清理三角債運動直接導致企業陷入了困境）。何去何從？當時，博山篤信“一改制就靈”，全面推行了國企改制，堪稱是一場運動。運動過后，幾乎所有的國企都私有化了，但是結果卻出人意料，大多數企業的狀況并沒有因此而好轉，要么灰飛煙滅，要么茍延殘喘。經此折騰，一蹶不振，二十多年過去了，

現在的博山依舊處在一種尷尬的境地，老的國有企業全軍覆沒，新的私營企業當中，大多數是一些小型的甚至作坊化的廠子，能形成規模經營、在全國市場上具備一定競爭力的只有少數。博山在淄博市與山東省的地位，現在遠不如改革開放初期。與博山相對照，有的相臨區縣沒有實行運動式的徹底的國企私有化改制，其經濟現在反倒要好得多。

上世紀的運動，除了國企改制，還有1998年紡織業的“限產壓錠”。當時的理由是中國紡織業共有1200萬紗錠，產能嚴重過剩，900萬錠就可以滿足需求，于是二話不說一聲令下，強行讓全國各地無數工廠通過關廠、工人下崗、砸錠等手段，銷毀了300萬紗錠。結果如何？產能銷毀完畢后，市場上的產品需求卻急劇上漲，整個行業不得不立即重新大力投資補足產能。到2010年，中國錠數已超過一億。山東有不少紡織企業，砸錠期間一片風雨飄搖。

如今的環保整改，如前所述，在博山又成了一場運動，令企業與居民叫苦連天。從當年的“一改制了之”、“一砸了之”到現如今的“一關門了之”，國企改制大躍進、限產壓錠大躍進、環保整改大躍進，算是我親睹的三場運動。

三、環保整改運動化，為何出現了這種現象？

錯誤的實踐來自于錯誤的認識，錯誤的認識不可避免地導致錯誤的實踐。運動式整改，是一種錯誤的解決問題的手段，是錯誤的實踐，那么，這一錯誤實踐來自于什么樣的錯誤認識呢？這種錯誤認識就是中國環境崩潰論或環境災難論。

多年以來，中國的媒體與知識界一直在夸大中國的環境問題，稱中國即將發生環境災難，中國環境即將崩潰，直至今日，腔調始終未變。近幾年來，由于霧霾話題陡然變熱并形成了“霧霾恐慌”，這種環境崩潰論更隨之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環境崩潰論雖然一直占據輿論主流，但是，其與事實的脫離甚至對立，是顯而易見的，只不過這一事實被其掩蓋住了。

（一）關于地表植被的認知

前不久，一檔極其重要的電視節目中就說“如今的黃土高原，經過過度開發，遍布光山禿嶺”。這種觀點，其實還停留在三十年前。陜西的森林覆蓋率，1986年為22.9%，且主要在秦嶺以南地區，當時陜北的確是光山禿嶺。1998年天保工程開啟后，陜北與關中大規模退耕還林，如今整個陜西森林覆蓋率已超過43%，不光陜南、關中，整個陜北黃土高原也綠成一片，哪還有“光山禿嶺”？像陜北榆林，過去出城就是沙漠，現在森林覆蓋率竟也已接近35%了。

去年筆者去新疆，伊犁的干部說，自天保工程以來天山的植被也是好多了。7月份剛去了內蒙的興安盟。興安盟1980年時森林覆蓋率為17.64%，1998年時的森林覆蓋率為22.98%，目前達到了31.4%。興安盟的主要林區阿爾山，美不可言。

金秋時節的阿爾山（圖/新華網）

筆者在去年的文章《中國增長模式不可持續？——從臨滄看云南看中國》中就已指出：“多年來，輿論一直在向社會灌輸這樣一種印象：隨著經濟高增長和工業化的推進，中國的生態環境問題越來越惡化，中國的發展方式根本不可持續。不過從森林覆蓋率這一角度來看，上述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地表植被的恢復，不論東西南北，在中國大部分地區是一個共同的趨勢。借助這一恢復，藏羚羊不再瀕危，野生東北虎又重新出現在中國國土上。

除了森林植被的恢復，荒漠化的治理在中國也取得了很大的進展，當然同樣遺憾的是這一方面也沒有得到輿論的客觀反映與評判。

長期以來，人們形成了一個牢固的觀念：中國的沙漠化或荒漠化趨勢正在日益加重不可遏制。比如《紐約時報》2016年10月文章《生活在中國龐大的沙海》還在繼續認定：“中國的沙漠在過去許多年間以每年超過1300平方英里的速度擴張”，至今未能逆轉。該文的譯文被中國媒體廣泛轉載。可是，事實早就不是這樣了，轉折早就發生了。

自2004年開始，中國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積已連續10年保持了“雙縮減”。2014年與2009年相比，全國荒漠化和沙化面積分別減少12120平方公里和9902平方公里。可惜這些轉折沒有在輿論中引起及時的反映。

今年四月份，我來到鄂爾多斯杭錦旗的庫布齊沙漠，親眼目睹了正在發生著的這一轉折。近三十年來，經過當地人民、企業、政府的不懈努力，成功地馴服了蠻橫地無休止地擴張的庫布齊沙漠，不毛之地逐步縮減，綠色植被越來越多。

庫布齊沙漠的改善并非特例，內蒙古其它的沙漠，從騰格里阿拉善到毛烏素，都在發生著同樣的變化。

在當下中國，有人負責干實事，有人負責出風頭。像內蒙古生活在沙漠周邊的各族人民，自己動手不靠外人，綠化沙漠、控制沙漠以萬平方公里計，在全球率先實現了大型沙漠的“人進沙退”，可是，了解他們的付出與成就的人并不多。

與之相反，有幫北上廣的超級富豪，組建了一個生態環保協會，號稱要向沙漠宣戰，結果呢，不過是每年跑到沙漠里開個會，吃頓燒烤，然后抹抹嘴上的油就走人而已，十幾年下來樹就沒見他們種幾棵。可是，對這群光耍嘴不干事的地產金融互聯網富豪，輿論卻給予了他們高度的關注，他們在那些“有態度”的媒體上的曝光率要遠高于面黑手粗埋頭苦干的內蒙古人民。這些富豪，過去還定期去沙漠開個會，做做樣子，現在連樣子都懶得做了，光在北京開發布會吹牛了。這家協會的核心成員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坦言協會的主要精力并沒有用在治理沙漠上，而是用在培訓其它“非政府組織”上了。

（二）關于中國水環境的認知

除了地表植被，中國水環境的惡化趨勢也已開始被扭轉了。

近日環境保護部公布了2017年上半年全國水質情況，監測網數據顯示，全國水環境質量改善的趨勢是明顯的。2017年上半年，全國地表水水質優良（Ⅰ—Ⅲ類）水體比例為70.0%（2017年目標為68.3%），同比上升1.2個百分點；喪失使用功能（劣于Ⅴ類）水體比例為8.8%（2017年目標為8.4%），同比下降1.7個百分點。Ⅰ—Ⅲ類水質斷面比例從2010年的59.9%提高到了現在的70%。

筆者的日常經驗觀感，與這種嚴格的數據統計也是大致匹配的。

2016年底，我參觀過全國海綿城市建設16個試點城市之一的常德市，從我在當地所見所聞所問來看，其治理成效還是非常明顯的。現在出門旅行，無論在城區還是野外，很少再見到那種臭氣熏天的河湖了。

常德風景（圖/常德市文藝網）

很多人愛講，小時候家鄉的河水多么清澈，現在則成了臭水溝，我不知道這些人的家鄉到底在中國的什么地方，反正無論我現在居住的北京還是我的家鄉都不是這樣的。我老家山東淄博，這座北方工業城市的河流，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比現在差遠了。我所見過的中國的河流，從南方的瀾滄江流域到北國的渾河，單從外觀上看都不錯，問當地人，一般也都說現在要比過去好。

中國官方對水治理還是很重視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設立的16個重大專項中就有水專項，目標是建立水體污染監測、控制與水環境質量改善技術體系。化學需氧量（COD）、氨氮作為水的兩大污染物，自十一五開始作為硬約束指標被列入了五年規劃，經過這種強化治理，目前在長江流域，化學需氧量、氨氮已不再是首要污染物，主要污染物變成了磷（主要來自農業化肥）。

連一度令人絕望的地下水危機，現在也有了轉折的苗頭。

眾所周知，整個華北都缺水，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地下水開采過度，河北形成了全球最大的地下水漏斗區帶。2014年，河北省全面開展地下水超采綜合治理試點工作，再加上南水北調的助力，現在已取得了初步成效。2017年2月，全國最大漏斗區的河北省景縣留智廟鎮八里莊一帶，深層地下水埋深終于從連年下降轉為回升，由2016年2月的99.2米回升到2017年2月的98.46米。

筆者并不是說，中國環境不存在問題，筆者想強調的是：不能光講問題不講改善，更不能歪曲事實顛倒黑白，硬把改善說成是惡化。

（三）關于中國空氣質量的認知

空氣質量方面，因為霧霾問題一枝獨大，掩蓋了更為豐富多面的事實。霧霾或PM2.5，只是在最近四五年內才成為輿論以及大眾關注的熱點，在此之前，SO2、 NO2以及 PM10才是更主要或更為緊迫的危害空氣質量的因素，而中國在這三個指標的改善方面是進展很大的。以北京為例，自1998年開始長期監測上述三項污染物算起，到2015年底，北京空氣的SO2濃度下降了89%，NO2濃度下降了32%，PM10濃度下降了46%。從這三個指標來看，北京空氣質量的改善是毋庸置疑的。

不過即使是PM2.5，近年來也是在逐步改善的。2017年前7個月，北京全市PM2.5月均濃度為52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24.6%。截至2017年7月底，北京全市PM2.5累計濃度為64微克/立方米，同比2016年下降1.5%，較2013年同期下降34.7%（北京的計劃是到2017年底，全市pm2.5年均濃度要從2012年的90微克/立方米，下降到60微克/立方米）。

很遺憾，因為霧霾或PM2.5問題空前熱烈壓倒一切，一葉障目之下，中國在空氣質量以及其它環境領域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所取得的成果，就被輿論主流給否定或無視了。

毫不夸張地說，近年來中國已經形成了一種極度的“霧霾恐慌”。這種恐慌，固然有一定的客觀依據，可是，霧霾的嚴重程度極其危害性被媒體與知識界肆意夸大了，像北京在輿論的描繪下似乎成了一個暗無天日、不適于人類生存的地方。

“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有位著名的女媒體人，竟然連自己女兒的先天的輕微身體殘疾也怪到霧霾頭上了。還有所謂學術機構，出具了一個霧霾導致中國人壽命直接下降了五歲的所謂報告，可是，霧霾最嚴重的北京地區，恰恰是中國人均壽命最高的地區之一（僅次于上海）。這種輿論的力度空前強大，令民眾與政府都接受了它的影響與誤導，形成了“霧霾恐慌”這樣一種朝野共識。

人慌則無智，慌不擇路。基于“霧霾恐慌”，基于這種片面的不完整的不準確的認識，產生了不擇手段、不計后果地治理霧霾的情緒與迫切要求，并付諸了實施，結果，就大面積出現了環保整治一刀切以及擴大化現象。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變成了從（代替實際的）輿論出發、從觀念出發。

北京霧霾天（圖/新華網）

四、媒體的壓迫與誤導

說句公道話，目前中國各級政府在環保整改、霧霾治理中采取的極端的運動化的做法，除了自身責任，很大程度上甚至主要是受媒體的壓迫與誤導所致。媒體先是逼使、誘使政府發起環保整改，進而如前所述，對環保整改中的出現的過火現象，予以默許或支持。很奇怪，當下的中國媒體素來愛給權力挑刺兒，可偏偏對怨聲載道的運動化環保整改報以冷淡或沉默，這難道不是在進行變相的支持嗎？

說媒體的壓力與誤導影響決定了政府的決策，這是不是夸大了媒體的力量？沒有夸大，媒體在今天中國所具有的獨立性與力量，被嚴重低估了。

媒體在輿論議題設置方面，早就擺脫了官方的控制，像霧霾話題來勢如此之猛，以至于成為最高級最緊迫的政治任務，這完全是媒體自主行動的結果。拿霧霾紅色預警來說，過去北京一直不發布，這遭到了媒體的持續攻擊，在輿論壓力下，自2015年起環保部與北京政府開始啟動紅色預警。其實，兩年來北京多次紅色預警發布時，常常是霧霾并沒有那么嚴重。迎合媒體發布紅警后，一面是加重了社會恐慌氣氛，一面是學校停課，學生只能待在家里，給家人的生活與工作造成了極大的不便。

媒體一面鼓動霧霾恐慌，一面卻又對問題的解決持一種奇怪的態度。

大家都知道，冬季霧霾形成很大程度上與燃煤有關，針對這一問題，媒體向火電廠傾瀉了無數的炮火，于是乎在朝野上下火電成了原罪，壓制火電成了治理霧霾的首選之舉。像北京，燃煤電廠就都已經被關停了。其實，中國目前的火電技術已經是全球最好的了，行業執行的排放標準也是全球最嚴格的，不少專業人士甚至認為中國現代化的超超臨界火電機組的排放量，絲毫不遜于被稱為清潔能源的燃燒天然氣的發電機組，可是即便如此，即便這些火電廠對霧霾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并沒有那么大，它們依舊被強行關掉了。

可是同樣屬于燃煤，燒散煤問題就沒有得到媒體的同等重視，與現代化的燃煤電廠相比，無法實現集中供熱供暖的居民或小機構，其燒散煤時由于不安裝任何減排裝置，才是更大的污染源。

像北京，已經開始著手解決本市郊區與農村的燒散煤問題，但是進展緩慢并產生了一些連帶問題。農民很分散，想不讓他們燒煤本身就很麻煩；即便不燒煤改燒電暖器用電灶了，那么即使算上補貼后，用電成本依舊會急劇增大令人難以承受，這該如何解決？電暖氣效果沒有燃煤土暖氣效果好，這怎們辦？這方面的問題解決起來無疑要比逼政府關停電廠困難百倍，同時，關注這一問題會把矛頭指向社會大眾，即得罪媒體自己的受眾老百姓，因此媒體就無視或淡化這一問題。

這一現象，與眾多媒體無視甚至否認汽車尾氣是霧霾重要源頭的做法，如出一轍。一面對已經實現超低排放的大型電廠滿腔怒火，一面對污染嚴重的散戶燒煤卻聽之任之，這種有選擇性的環保正義訴求，說明媒體對解決霧霾的態度是極不負責任、極其缺乏建設性的。

媒體主流對待霧霾的奇怪態度，還表現在如下方面：為了治理霧霾，他們要求政府不惜降低經濟增速；等到政府如其所愿壓低了經濟增速，他們又說中國經濟要完了；自去年下半年，中國經濟增速止跌回升，他們又說這不行，這加重了霧霾（是否加重另論）。快也不行，慢也不行，他們到底持什么標準？他們到底要什么？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臺觀點 。

杜建國

獨立學者，專注產業經濟發展 來源：觀察者

中國工程院 彭永臻 院士 ：短程硝化+污泥發酵耦合反硝化與厭氧氨氧化--實現城市污水深度脫氮與污泥減量 /45位專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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