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河的“哭訴”：京津冀頻繁洪水預警著什么?
圖源：Pexels
62人遇難，34人失蹤，8個蓄滯洪區啟用……2023年的“杜蘇芮”臺風，讓華北平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京津冀地區遭遇“140年一遇”暴雨、“三天下了兩年的雨”……暴雨和洪水突破了各地歷史極值。海河流域北三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漳衛河5大河系21條河流發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6條河流超保、8條河流發生有實測資料以來最大洪水。
從一定程度上，2023年的這場大洪水，打破了我們長期以來對中國氣候“南澇北旱”的誤解，也把大家的目光集中到了那條通常不那么受關注的海河身上，人們意識到，這是一條如此復雜，充滿了矛盾的河流。
“根治海河”60年后，
這依舊是條復雜的河流
在中國的七大水系中，海河是一種特殊的存在。洪、澇、旱、堿，兩個極端以不同的周期在這片土地輪番上演。
中國水利水電科學院研究院教授級高級工程師程曉陶告訴《知識分子》：“海河的復雜性就在于，長期來看它是干旱、缺水的，但偶爾下一場暴雨，強度又一點也不比南方低。”
海河的歷史上，有著遠比今年的洪水更大的傷亡。在1963年的洪水中，不少河段堤防漫溢潰決，洪水四處漫流，平地行洪，海河平原一片汪洋，超5000人死亡。中國水利學會水利史研究會委員張衛東回憶道，“那時候毛主席用極為嚴厲的語氣，專門寫了’一定要根治海河’”。
今天的海河水利格局便是在當時奠定的：太行山上的一圈水庫、修建減河和新河，改寫天津“九河下稍”的局面。然而，光靠各種工程性的措施，遠不能達到根治海河保衛華北的目的。一個千年來被黃河和海河切割得支離破碎的華北平原，面對傾瀉的洪水很難片水不沾。
海河流域涉及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其中54%的面積是河北省。在河北，因為貧瘠與缺水，山區往往是貧窮的象征，而平原則是土地肥沃、水量豐富的富饒之地。而正是這富裕的平原，在洪澇災害發生時，幾乎是最脆弱的地區。
這種特有的風險，北京地理學會理事長、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李京解釋，“京津冀地區，總體來講平原地區比較多、低洼地比較多。一旦洪水出現，非常容易造成災害”。 一位不愿具名的水利專家向《知識分子》提到，“南方普遍都是高山峽谷，水可以流到河里去，人能站在高處；面對平緩的華北平原，沒有辦法說’人往高處站，水往溝里流’，只能把城市建得高一點”。
但建高需要考慮成本，要計算投入產出，在南方，比如水災頻繁的太湖平原，經濟實力雄厚可以把安全臺建得高高的；在十年九旱的海河流域，尤其是本次主要受災的河北地區，讓本就捉襟見肘的當地財政對抗洪進行大規模投入，卻顯得有點尷尬。
蓄滯洪區工程建設中央與地方資金投入比例一般是1:1，在這種背景下，水科院洪水管理與影響評價研究部王艷艷等人曾在研究論文中提到：讓地方配套出資開展建設無異于讓其“花錢給自己買棺材”。一組數據或許能反映其中的問題。海河流域蓄滯洪區已建、在建及規劃安全設施共可安置人口約167萬人，僅占蓄滯洪區總人口的27%，而淮河流域這個比例達到了78.8%。
海河是一條處處充滿了矛盾的河流，這種矛盾便需要人們時時反復地平衡各種抉擇的經濟與普適。
從時間上來看，海河的水量分布極不平均。夏季副熱帶高壓的進退時間、強度、影響范圍等很不一致，致使降雨量的變差很大。此次暴雨短短三天，河北省邢臺市臨城縣趙莊梁家莊站累積降水量達1003毫米，對于年平均降水量約500毫米的邢臺，幾乎在三天里下了大概兩年的雨量。這個降雨量甚至超過了臺風“杜蘇芮”登陸時在浙江造成的861毫米的最大降水量。為了這幾天的極值，我們要做哪種程度的防御？
程曉陶說，1963年大水之后按“根治海河”要求編制的防洪體系建設規劃，整體來看是卓有成效的。大量水庫的興建，使流域中調蓄雨洪的場所從華北平原上眾多的湖泊洼淀搬到了山區，而湖泊洼淀干涸后，大多變成了農田與村莊。
與此同時，長期的干涸，也讓河道準備不足。達標疏浚拓寬的河道多年不再行洪，逐漸淤積萎縮，達不到原規劃的行洪標準了。
程曉陶說，“河道的行洪能力實際上是被洪水塑造的。像拒馬河，這次大水過后，在某水文觀察斷面上，河床下切了三米，河道被洪水沖深，行洪能力也被擴大了”。
水庫、河道、堤防，
海河的水利欠賬
海河身上的這諸多矛盾，集中地反映在了它的防洪標準上。
與我國主要流域河流支流的防洪標準類似，此次暴雨行經的大清河水系，骨干河道的設計防洪標準不過20年一遇，這意味著，在任何一年都有大約二十分之一的概率該流域降水超過汛限，對于兩岸居民構成威脅。
北拒馬河、大石河和小清河在涿州交匯后流入白溝河，據測算，暴雨期間，北拒馬河、大石河給下游涿州地區帶來了超過10億立方米的水量，這兩條河流上游沒有建設控制性防洪調蓄工程，水流沿河道快速在涿州平原地區匯聚，而下游白溝河河床條件無法下泄上游巨大來水量，導致涿州遭受嚴重水災。
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副研究員徐錫蒙解釋，北拒馬河每秒4500立方米和大石河每秒超過3300立方米的來水，在一瞬間給下游巨大泄洪壓力，而白溝河現狀行洪能力僅2000立方米每秒，這構成了涿州有水出不去的根本矛盾。
上游能不能多攔住一些水？據程曉陶介紹，大清河流域的7條河里6條都建有大型水庫，就差一個拒馬河，“當時規劃也有，但難點在于水庫會涉及河北、北京兩地，淹誰的地、給誰提供好處，防洪的收益多大、供水的利益歸誰，在當時有一些矛盾不好協調，就擱置下來。擱置之后再想上馬就更困難了，要協調的因素比過去更多”。
另外，水庫本身是雙刃劍，如遇大洪水往往是更危險的因素，萬一垮壩后果不堪設想。事實上，歷史教訓不計其數，河南75·8水庫潰壩就造成了大量人員傷亡；再者，水庫庫容總是有限的，面對瘋狂傾倒的雨情，瞬時雨量就可能抬高水庫水位到安全警戒，依然要開閘泄洪。
河海大學水文水資源學院特聘教授段青云告訴《知識分子》，此次海河流域大洪水，總降水量為432億萬立方米，海河流域33座大型水庫總共攔蓄102億萬立方米，較多年平均這些水庫多攔蓄了65%的洪水，因此發揮了很大防洪作用。
但段青云亦提到：總體來說，海河流域的水庫的庫容還是不夠的，此次官廳水庫攔蓄了5737萬立方米的洪水，只占總攔蓄量的0.5%左右，而門頭溝、房山等重災區處在陡峭的山區，地形不利于修建水庫，而該地區暴雨強度最大，洪水來得最急，因此是這次洪災最嚴重的地區，當該區域的洪水到了涿州，洪水又流不出去，因此啟動了蓄滯區的功能，使得該地區的損失巨大。
城市規劃因素也令上蓄、中疏、下排的防洪規劃在大清河流域調度中顯得更為復雜。以此次受災嚴重的大清河流域為例，一位熟悉大清河水務的專業人士說，上邊涉及北京，中間涉及雄安，下邊涉及天津，不同的行政區域，河道堤防的治理力度是不一樣的；具體到一條河，河堤左右岸，堤防標準也多有差異；而雄安本來是大清河系中游白洋淀的一個洼地，現在把它作為一個新區建設，需要特別保護。
據雄安新區的防洪專項規劃，北部的南拒馬河右堤、東部的白溝引河右堤、南部的新安北堤、西部的萍河左堤，加上西北圍堤，這些堤防首尾相連，周圍形成一個長約100公里的閉環生態“防洪圈”，全線防洪標準達200年一遇，將城市“攬入懷中”。
“河道堤防工程建成之后，加固和整修一直有，但不是大規模、統一標準的方式”，上述熟悉大清河水務的專業人士說。
前述水利專家解釋，標準不一是有一定理由的，從防洪治澇的角度看，人口特別密集的地方往往只是其所在流域“面”上一個特定的“點”，流域內的河湖水系宛如一條條有機聯系的“線”，在自然狀態下共同構成一個樹狀的水系，而工程措施的目的就是要引導“線”離開“點”。
程曉陶介紹，我國已建的40萬公里堤防分為五級，不同級別堤防的建設標準是不一樣的，這是防洪工程建設要遵循的基本原則，保護范圍越大、保護對象越重要的堤防，建設標準越高。這樣才能在特大洪水發生、受淹不可避免的情況下，盡可能減輕損失。
但總體來看我們國家的水利建設還是欠賬的，前述水利專家提到，有些該建的工程沒有建，還有些水利工程過去建的時候，沒有對生態環境的要求，現在被認為破壞了當地的生態和環境，產生了很多矛盾，不太容易正常發揮作用；再加上北方河道由于多年降雨少，河道被占用、填埋得多，小流域上的工程年久失修甚至荒廢。
張衛東介紹說，此次洪水期間通州區北運河西集鎮楊家洼河段出現了三孔閘口被寬5米、長24米的浮橋殘骸堵住的危急情況，這就屬于新情況——漂浮物體積越來越大、潛在威脅也越來越大，需要吸取經驗教訓。
此次暴雨亮起的警示燈提示我們已經做了的仍然不夠，要為更大的洪水制定計劃。“在氣候變化的趨勢下，針對性地提高北方的水利標準，也就順理成章了”，前述水利專家表示。
但這種提升所需的經濟成本不容小覷，因為工程量和成本的增加并不是線性的。張衛東解釋說，平原地區對水位極為敏感，比如防洪標準從100年一遇提高到200年一遇，水位可能只差幾十厘米，但是工程量可能要增加百分之四五十。
上游缺少控制性工程，中游河段防洪標準偏低，剩下的，只能靠蓄滯洪區了。
“現在看來，蓄滯洪區在防洪工程體系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亮出蓄滯洪區這一底牌在最大程度上減輕了本次災害損失”，徐錫蒙說。
據程曉陶介紹，由于平原河道的行洪能力有限，超出河道行洪能力的水，就可能漫溢、潰堤泛濫出來。例如這次啟用的寧晉泊、大陸澤蓄滯洪區和獻縣泛區，都是位于上游不同河流來水交匯的地方。將超出下游河道行洪能力的洪水分蓄出去，削減了河道的洪峰流量，就減輕了下游的防洪壓力。
但蓄滯洪區在應用中暴露出自己明顯的短板。據河北省初步測算，蓄滯洪區轉移群眾97.84萬人。水科院減災中心一位專家告訴《知識分子》，之所以這次蓄滯洪區的整體老百姓損失比較大，還是平時建設和管理沒有達到標準，比如做一些安全臺，讓人可以先撤離到上面去，啟用蓄滯洪區的阻力也更小一些。
蓄滯洪區中的安全臺就像是水中的小島，在分洪運用的時可以為轉移贏得更多時間，有些蓄滯洪區還會嘗試建保莊圩，把重點區域圍起來，但這些措施都有不同的適用范圍。程曉陶說，不同地區蓄滯洪區的安全建設措施與自然地理條件、分洪的淹沒水深及持續時間，還有自身的經濟發展水平等，都有關系。
程曉陶說，北方蓄滯洪區最大的特點是使用概率較低，蓄滯洪區安全建設措施的選擇，要做投資-效益的比較。海河流域蓄滯洪區安全建設規劃中，更多是建避險轉移道路，早期還曾要求農民蓋平頂房，這樣分洪的時候可以在上面臨時避險。
按照《防汛條例》的相關規定，有防汛任務的地方應當建立預報警報系統，在雨季到來前進行安全檢查，并做好群眾撤離和善后工作。上述熟悉大清河流域的專業人士說，每年汛期前的4、5月份，相關部門都要做應急預案呈交當地政府報批，轉移人員安置地點都是一對一的責任狀，也會有培訓和預演。
但從此次蓄滯洪區的人員撤離安排整體顯得匆忙倉促、手忙腳亂，有受訪專家表示，這可能是因為預演不夠，不夠了解具體撤離安排時的流程和難點。
李京認為可以借鑒浙江等地的臺風暴雨應急預案，每個社區都有明確的掛圖，一旦發出紅色預警，人員怎么疏散、在哪條路線到達哪個避難場所都很清晰。除了小區本身的常住人口，應急預案中還會特別安排外來務工人員的撤離，“因為尤其是來自北方的務工人員可能不了解臺風的威力，往往動作遲緩，要對他們格外照顧。另外，應急的工作流程是要強調扁平、快速、準確，有時候要突破正常的工作流程，更多把權力下放給現場”。
但一個無奈的事實是，即使一切運行良好，也無法防止災難性洪水的到來。
要不就是把洪水攔蓄排走，要不就是人員盡快轉移，其實就是這兩個方案，徐錫蒙說，但面對如此突發的極端災害事件，盡快轉移離開洪水風險區是最好的方案。
今天，人們似乎很難想象在人口稠密的地區專門為水騰出空間，但在蓄滯洪區設計之初，這些地勢低洼的洪水宣泄之所本來是人口稀疏的地方，然而，隨著經濟的發展，蓄滯洪區也開始發展，任何地方都經不起洪水的折騰了。
這種情況不獨北方特有，即便在長江流域的荊江分洪工程——一個曾在1954年洪水中發揮了巨大作用、為分洪而設計的工程——也變得人口越來越多，經濟越來越發達了。下決心分洪會是一個越來越難的決定，《湖北日報》的說法是祈愿永遠備而不用。
在我國，人與水爭地是不可回避的現實，程曉陶說，國家也有項目正在研究蓄滯洪區管理辦法的更新。現在有一些規劃中蓄滯洪區，特別是緊挨城市布局的已經基本上完全城鎮化了，再做蓄滯洪區使用損失很大，在新一輪防洪規劃的修編中，可能就得調整摘帽了。
災害的水與資源的水
值得一提的是，在以缺水為主旋律的海河流域，多數時候，水是以一種資源的形式存在，因為地表缺水，這里地下水普遍超采，上述水利專家向《知識分子》提到：“地下幾乎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漏斗，甚至發生了地面沉降”。著名的南水北調工程的目的之一，便是為常年缺水的京津冀地區解決供水不足問題。
然而，一場140年一遇的超強降雨，帶來了過于豐富的降水，遠超這里水利設施的承受能力。水庫裝不下，河道不夠用，一時尚無法引入大海的水，只能啟用蓄洪區滯留。
人工的水利設施之外，地下水超采形成的空洞本可以作為蓄水的“空肚子”，敞口讓雨水迅速下滲，從而減輕地面積水的危害，然而，在本次的洪澇中，卻并沒有明顯看到這種情況。
張衛東解釋，大暴雨面前，緩慢的下滲作用有限。另外，海河平原的地表狀況對于滲蓄并不友好，雖然有超采地下水形成的漏斗，“卻只有在農村，全是農田的地方，水的入滲會快一些，如果是水泥硬地為主的城市，水仍然滲不下去，就會積起來。”而居民區、建筑物集中的硬地往往是地勢較低的平坦地方。這些人口稠密之處，也就成了容易遭受積水災害的地區。
8月21日的水利部新聞發布會上，水利部副部長劉偉平介紹道：本次洪水的特征之一是“我們監測到流域淺層地下水平均水位上升1米，已增加85億立方米，達到去年全年地下水補給量205.7億立方米的41%。”
隨著災害的水退去，海河流域又會變回那個渴水的華北平原。從這個意義上，飽嘗了缺失之苦，傾向于把水作為一種珍貴資源看待的北方，忽然間面對一場災害型強降水，出現的各種認識錯位、儲備不足和資源錯配。
治水是個系統工程，水庫、河道、數據、植被……在氣候變化導致的極端天氣頻發的今天，綜合性的提升這些方方面面，也許才是一個城市、一個地區面對百年一遇型氣候災難時真正的底氣。
參考文獻：（上下滑動可瀏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