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危機催生跨國合作 ：中國治污技術“出海”曼谷
時間：2025-06-20 14:30:36 來源：中國環境 作者：中環報記者劉良偉
近日，在泰國曼谷市政府，中泰兩國代表共同簽署了一份特殊的合作意向書——“曼谷清潔空氣”項目。
這一由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以下簡稱中國環科院）牽頭、兩國科研機構與企業聯合推動的項目，將為曼谷超大城市空氣污染治理提供技術途徑和決策依據。這標志著中國生態環境治理經驗首次以系統化、實體化模式“走出去”，為發展中國家城市污染治理提供“中國策”。
“我們想用這種方式‘講好中國故事’，把中國的經驗送到東南亞地區，既能彰顯中國智慧，也能造福當地。”中國環科院大氣所副所長高健說。
這一融合中國智慧與曼谷治污需求的項目，注定在“中國好故事”清單上再添生動范例。
污染季關閉352所學校，問題嚴峻
“我們要在11月曼谷污染季到來之前做好準備。”高健說。
近年來，曼谷的空氣污染問題日益凸顯。每年11月至次年3月是當地的空氣污染季。
例如，今年年初，即當地時間1月24日，曼谷因空氣污染關閉了352所學校。這是2020年以來，當地因空氣污染關閉學校數量最多的一次。曼谷市政府表示，50個區中有48個區達到紅色警戒水平，PM2.5平均濃度為88.4微克/立方米。
根據泰國民族報報道，瑞士空氣質量技術公司IQAir發布的報告顯示，基于134個國家和地區的7812個城市的PM2.5空氣質量數據，2023年，曼谷在全球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中位列第37名。
專家介紹，曼谷的空氣污染具有復合型特征，既有季節性生物質燃燒帶來的污染問題，又有快速工業化帶來的污染物排放壓力，疊加跨境污染問題，非常復雜。
其中，當地旱季空氣污染問題相對突出，一方面源于空氣污染物排放強度較大，另一方面則是由于當地旱季以東北季風為主，容易受到內陸污染氣團的影響，大氣濕沉降較弱也削弱了大氣自凈能力。
因此，為探索“科學治污、精準治污”路徑，經過充分考慮、討論和部署，項目采取“兩條腿走路”的實施路徑。
一方面，中國環科院作技術牽頭單位，與泰方高校及科研單位，充分發揮“智慧大腦”的作用，開展污染解析和排放評估等基礎工作，未來將針對工業、交通、農業等不同污染源制定差異化管理方案。項目參與方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正在曼谷緊鑼密鼓地推進曼谷大氣環境監測超級站的硬件建設工作，預計在污染季到來前完工，未來將為污染季節隨時到來的污染過程動態解析提供核心數據。
另一方面，曼谷市政府將作為項目成果的使用方，在項目開展過程中將深入參與研究內容開展，針對重污染過程防控、全年污染控制及中長期防治規劃等方面，和科研團隊一起探索污染防控政策科學制定。
高健認為，這種復雜污染情況恰恰需要多方協作的治理模式，既考驗我國的技術適應性，也驗證合作框架的有效性。
因為相似，所以“適配”
“曼谷清潔空氣”項目是中國環科院“‘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先導基金”的大氣先導項目，也是中國環科院海外首個以科技支撐環境治理的雙邊合作項目。
為什么要“走出去”？
近年來，我國在生態環境領域的成就有目共睹。無論是生態環境質量的顯著提升，還是環境產業的發展壯大、環境技術的持續進步，抑或遠超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環境改善速度及有明顯優勢的污染治理成本效益比，都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
高健說：“前幾天，古巴科技和環境部部長到我們這訪問，圍繞中古兩國環境科技合作進行交流討論。近半年來，南亞、東南亞、中亞地區主動尋求與我們合作的國家數量大幅增加。”
而這背后，是“中國模式”與這些地區的適配性。
高健告訴記者，南亞、東南亞、中亞等地區雖然工業化發展的意愿較為強烈，但日益嚴峻的環境問題堪憂。他們目前所處的階段與我國過去某個發展時期面臨的情況較為類似——處于工業化加速期，但本土環境產業升級能力不足。
我國的污染物排放量從2000年開始顯著上升，2013年國家出臺“大氣十條”等環境污染綜合治理政策后，空氣質量開始顯著改善。
“也就是說，我們僅用10年的時間就在污染治理方面取得顯著成效，而歐美很多國家則花費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時間進行污染治理�？紤]到南亞、東南亞等地區國家旺盛的發展需求，我們國家的這種治理模式和經驗可能與其更加適配。”高健說。
目前，我國已構建起一套完整的污染防控體系，涵蓋監測能力、污染溯源、管理機制、環保產業發展乃至公眾教育和參與等全鏈條環節。
高健認為，不同于歐美基于后工業化時代特征的治理體系，我國形成的這套方案尤其適合發展中國家，我們的技術既成熟，又貼合當前新興經濟體的實際需求。
他說：“我們采取的是‘邊發展邊治理’的模式——在保持良好發展勢頭的同時，有效控制污染。這正是這些地區當前急需的解決方案。”
在前期，中泰圍繞“曼谷清潔空氣”項目進行溝通的過程中，泰方對中國“一市一策”、企業環保幫扶機制等治理模式表現出高度認同感。這種認同不僅體現在技術層面，如污染源解析、大氣監測超級站建設等，更體現在對中國整體治理理念的充分肯定。
適配性高也不可“直接照搬”
適配性高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照搬？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高健特別強調“尊重”。他說：“要避免將中國經驗強加于人。”
例如，泰國“小政府、大市場”的體制特點以及與我國在環保資金來源、監管體系等方面的差異，決定了其污染治理模式與我國有別。
他認為，項目成功的關鍵在于深度本土化改造。雖然中國經驗提供了重要參考，但必須清醒認識到，這些方案須根據泰國實際進行適應性調整。“例如，在執法尺度上，中國‘關停并轉’等力度較大的措施在當地可能面臨阻礙，重污染天氣應對機制也不能完全照搬。在輸出經驗和建立機制的過程中，都需要與當地機構深度協作，避免簡單套用中國政策。”
中國環科院通過幫助當地建立符合其發展階段的企業環保水平提升機制，達到既解決環境污染問題，又為其制造業升級創造契機的目的，這種雙贏模式獲得了泰方的高度認可。
此外，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成本是重要考慮因素。
高健介紹道，雖然我們的國產設備比歐美原裝設備便宜不少，但對許多發展中國家而言仍顯昂貴。
比如在大氣監測領域，我國已建成全球最大的監測網絡，含1萬多個空氣質量監測站，這些遍布全國的常規監測站，就像“體檢儀器”，主要用于評估空氣質量狀況。與此同時，我國已建成超過100個大氣環境監測超級站，每個超級站的造價至少1000萬元。這類站點具備全方位監測能力，可同時監測多種污染物，并配備氣象雷達等高端設備，主要用于污染溯源和科學研究。
“我國的規模效應大幅降低了單點成本。但像曼谷這樣的城市，目前僅計劃建設一個大氣環境監測超級站，難以實現規模效應。”他說。
此外，對于一些東南亞國家而言，即便國產化設備單價降低，但全套系統的建設運維成本仍超出其承受能力。因此，中國環科院計劃在曼谷試點建設多功能超級站，通過技術輸出帶動本地化生產，開發適合當地的精簡版監測方案，實現“成本可接受”。
此外，中國環科院作為項目的技術牽頭方，將協助泰方構建“技術—裝備—標準”三位一體支撐模式。“共定標準”是其中一項重要內容。
高健說：“我們通過技術和裝備迭代，可以提供‘可接受成本’方案，但這取決于當地的環境治理標準體系。目前，不少發展中國家沿用西方國家的標準體系，環保產品也沿用西方的認證流程，這為區域環保技術和產業的發展造成一定限制。因此，我們希望這一項目最終能夠通過與當地的深入合作，實現從技術到管理的全面賦能，形成真正適合當地的技術體系、標準體系和管理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