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經濟學》課堂推薦論文選編

行為經濟學與環境公共政策

文/陳雨田

推薦原因：本文針對環境公共政策發展中的最新前沿動向開展了綜述性研究，進行了較好的歸納和梳理，為讀者提供了清晰的圖景。其中引述了部分案例，較為生動地說明了行為經濟學對環境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意義。改進之處：作為文獻綜述，仍缺乏對理論的追溯，同時缺乏對理論發展脈絡的把握。

內容摘要：近年來，行為經濟學被廣泛的運用于公共政策領域，特別是用于促進環境公共政策的執行。西方國家利用行為經濟學在節能產品推廣、節約能源、環境保護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而在中國，行為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很少，政策實踐幾乎為零。本文將圍繞“行為經濟學與環境政策”，對國外現有的研究進行綜述，希望能為中國推行環境公共政策帶來啟發。本綜述將按照Thaler 和Sunstein的“選擇架構理論”中涉及的原理展開，每部分針對一個原理，首先講明該原理的具體內容，然后舉例該原理在環境公共政策上的應用。

1.引入：行為經濟學與公共政策

傳統經濟學有三個基本假設：完全競爭、信息對稱、理性人假說。但這三個假設過于理想，使經濟學理論常常缺乏對現實的解釋力。為了讓經濟學理論更加接近現實，學者們不斷對三個假定進行放松，由此補充、完善理論。放寬完全競爭假設，建立了分支學科信息經濟學，創始人是喬治.阿克洛夫；放寬完全競爭假設，建立了分支學科產業經濟學，著名的學者有古諾、斯蒂格勒等；放寬理性人假設，融入心理學的研究，有了行為經濟學，主要學者有丹尼爾.卡勒曼、特沃斯基、弗農斯基。

行為經濟學從興起到現在不過半個多世紀，但因為其對人類行為內在機制的深入揭示，已經成為一個非常熱門的研究領域。行為經濟學被廣泛地運用于投資決策、市場營銷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更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行為經濟學研究被運用于推動公共政策實施，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理論上，Thaler 和Sunstein是集大成者。他們在2008年出版的著作中[1]，將“基于行為經濟學，以極小的成本，極大地推動公共政策實施”的行為定義作“輕推（nudge）”，這一定義迅速傳播，被眾多學者接力研究。他們的理論被稱為“選擇架構理論”（choicearchitecture）,這套理論匯聚了幾乎所有與公共政策上相關的行為經濟學理論。

在實踐上，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廣泛地將行為經濟學用在公共政策領域。

在美國，奧巴馬政府有專門的行為經濟學團隊，以上提到的Sunstein就是奧巴馬行為經濟學研究團隊的一員。他們將行為經濟學的研究成果直接用于公共政策領域，例如燃油經濟性、能源效率、環境保護、健康、肥胖防治；

英國政府也有專門研究行為經濟學的團隊，稱為BIT（BehavioralInsights Team）。其研究成果被用于：禁煙、提高能源效率、器官捐贈、消費者保護，實施過程中為英國政府省了大量財力物力；

在歐洲，OECD（The Organisation for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出版了《消費者政策行為指南》（ConsumerPolicy Toolkit） ，提供了很多基于行為經濟學的政策建議；歐洲的私人組織，也積極地運用行為經濟學實現環境、健康等目標。

對中國而言，對行為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很少，運用行為經濟學推動公共政策的實踐也幾乎為零。但事實上，國外的實踐證實，在公共政策的執行中，特別是在環境公共政策的執行中，行為經濟學可以起到很大推動作用。近年來，國外利用行為經濟學在節能產品推廣、節約能源、環境保護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本文試圖圍繞“行為經濟學與環境政策”，對國外現有的研究進行綜述，希望能為中國推行環境政策帶來啟發，這就是本文的重要意義所在。

本綜述將按照Thaler 和Sunstein的“選擇架構理論”中涉及的原理展開，每部分針對一個原理，首先講明該原理的具體內容，然后舉例該原理在環境公共政策上的應用。

行為經濟學研究	在環境政策上的應用
	學者	具體實踐
惰性和推遲效應 （Inertia and Procrastination）	Cass.R.Sunstein（2013）	推廣節能產品的使用
框架效應（frame effect）	Sunstein（2011）	推廣節能產品的使用
	Hardisty（2010）	碳排放費用征收
知覺偏差（cognitive bias）	Allcott（2011)	克服“MPG幻覺”
社會影響（social norms）	Allcott（2011)；Costa &Kahn（2010）	促進居民節電

 

2.“選擇架構理論”與環境公共政策

“選擇架構理論”由Thaler 和Sunstein[2]在2008年首次提出，之后在學界被廣泛研究。 “選擇框架理論”的內容，可以簡單概括為，決策者面臨選擇時，選項呈現的不同形式會影響決策者的選擇（Johnson E J(2012)[3]）。具體而言，“選擇架構理論”包含一系列行為經濟學的原理，包括慣性和推遲效應、框架效應、知覺偏差、社會影響等。下面將分述這些原理，并重點舉例這些原理在環境公共政策上的運用。

2.1惰性性和推遲效應

2.1.1基本原理

惰性（Inertia）是指人具有維持現狀的傾向，即使改變現狀他們可以獲得的收益更多。惰性的存在使人們不愿意改變現狀，如果改變現狀程序復雜的話，人們的改變意愿將進一步降低。例如人們往往不愿意從舊版軟件轉向新版軟件的使用，即使新版軟件更加科學合理，如果新版軟件注冊程序復雜，人們的使用意愿將更低；推遲效應（Procrastination）可以簡單理解為拖延癥，這是一個比較普遍的心理行為。是指人推遲或拖延完成某些任務，比如人們可能推遲注冊養老金計劃、推遲鍛煉、推遲戒煙、推遲使用節能產品。

惰性和推遲效應的一個著名的應用是默認規則（default rules）。默認規則指的是由于惰性和推遲效應的存在，人們傾向于維持默認的選擇，因而針對人們這種心理提出的默認規則就能發揮重要的社會影響。Eric J.Johnson和Daniel Goldstein（2003）[4]提到了器官捐贈的例子，最初，他們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85%的美國人都贊成器官捐獻，但是少于一半的人做出捐獻的選擇，而更少的人（28%）會登記捐贈卡來確認同意捐贈。他們由此做了一個小小的改變，默認每個人都會捐器官，不捐的需要填寫登記卡。此后，真正參與到器官捐贈的人多了很多。

惰性和推遲效應的另一個應用是信息披露（disclosure）。惰性和推遲效應的存在使得人的行動拖延滯后，如果信息是復雜的，行動動機將更弱。Leventhal, Singer 和 Jones（1965）[5]提出當人們被通知到某個活動的好處同時又被通知參與這個活動清晰、直接的信息時，他們會更愿意去參加，比如“疫苗實驗”，實驗中人們在被告知注射這種疫苗的好處時，如果能同時了解到具體的計劃和地圖描述如何去注射疫苗，他們會更愿意參加。

2.1.2在環境公共政策上的應用——簡化轉向使用節能產品的程序

惰性和拖延讓人們不愿意改變現狀，即使改變可以為他們帶來收益。當改變現狀的程序復雜、改變途徑不清楚時、信息不充足時，人的改變意愿將更低。比如從普通產品轉向節能產品的使用：如果節能產品比較復雜、難以操作；或者這種轉化需要經過復雜的程序時，人的轉變意愿就會很低。

例如，Cass R.Sunstein（2013）[6]發現，現實生活中，人們并不愿意轉向節能產品的使用，盡管節能產品的使用能為他們帶來利益。當公共政策發生一點小小的改變——簡化辦理節能產品使用的程序（比如減少要填的表格）后，使用節能產品的人數明顯上升。Sunstein認為，復雜的程序會強化拖延，而程序簡化增加公共項目的參與率，“人們在環境政策上不主動，并不是他們不愿意參與，而是因為最佳路徑模糊或難以操作”。

2.2 框架效應

2.2.1基本原理

簡單地說，框架效應(frame effect)是指一個問題兩種在邏輯意義上相似的說法卻導致了不同的決策判斷。最早提出框架效應的是Kanneman和Tversky（1981）[7]，框架效應可以分為三類（Levin，Schneider，Gaeth（1998）[8]），首先是風險選擇框架效應，在這種效應中，一個潛在選擇的結果包括了用各種方式描述的選項，每個都代表了不同的風險程度；其次是屬性框架效應，在這種效應中，物品或者事件的屬性成了框架操縱的焦點；最后是目標框架效應，在這種效應中，活動或者行為的目標被設計成了框架。為了更好的理解這三種框架效應，下面分別給出對應的例子。

a.風險選擇框架效應

Kahneman和Tversky（1981）[9]舉了亞洲疾病問題的例子，這個問題講的是美國正在對付一種罕見的亞洲疾病，預計該疾病的發作會使600人死亡。現在有兩種與疾病作斗爭的方案可供選擇：正面框架中A方案是200人將生還，B方案是1/3的機會600人將生還，而有2/3機會無人能生還，負面框架中C方案是400人將死去，D方案是1/3機會無人會死去，而有2/3的機會600人將死去。結果是正面框架中大部分人選A，負面框架中大部分人選D，但實際上A和C，B和D是等同的選項，由于表達的差異，在第一種情況下人們把生還當成收益，選擇A以規避風險，在第二種情況下人們把死亡看作損失，選擇D以冒風險企圖減小損失。可見，面臨收益時人們會小心翼翼選擇風險規避，面臨損失時人們甘愿冒風險傾向風險偏好。

b.屬性框架效應

Levin和Gaeth（1998）提出了一個該效應的例子：對牛肉醬牛肉質量的判別好壞取決于牛肉醬被貼上標簽為“75%瘦肉”或是“25%肥肉”，他們還發現了當牛肉醬被貼上了正面的標簽即“75%”時，它們會被認為是更加好吃和不那么油膩。

c.目標框架效應

Meyerowitz和Chaiken（1987）[10]發現當女人們被提供了強調不參加胸測的消極影響而不是參加胸測的積極影響時，她們更傾向于參加胸測。前者所用的語言是“做胸測的女人在早期可治療階段找到腫瘤的幾率更大”，后者所用的語言是“不做胸測的女人在早期可治療階段找到腫瘤的幾率更低”。值得注意的是，與屬性框架中正面和負面框架中行為都能帶來好結果不同，目標框架中，正面框架強調收益的同時負面框架強調的是損失。

2.2.2 在環境公共政策上的應用

a.屬性框架效應

Hardisty（2010）[11]從屬性框架效應的角度研究了碳稅的問題。他們首先讓被試閱讀一份環境政策的文件，文件涉及的內容是要給高碳排放的產品漲價。并告知他們，漲價的收入會用于建立應對氣候變暖的基金。被試分為兩組，兩組閱讀的材料只有一點不同，就是關于漲價合理性的解釋：（a）第一組被告知，漲價屬于個人需要交的環境稅；（b）第二組被告知，漲價屬于個人對環境的補償（offset）。之后，向被試呈現一組商品：其中一個商品為正常價格，一個商品價格更高，原因是含有上述提到的稅收或補償。

實驗發現，第二組被告知漲價屬于環境補償的消費者更愿意買高價的商品，而第一組被告知漲價是稅收的消費者則購買高價商品的意愿降低。更有趣的是，不同的政治黨派，實驗結果還存在差異。美國的共和黨被告知漲價屬于稅收時，購買意愿比起民主黨，顯著低（原因與共和黨對稅收一直持否定態度）。

Hardisty據此認為，政府收取碳排放的費用，以環境補償的形式比以碳稅的形式更有效，人們付費的意愿會更強。

b.目標框架效應

為了推廣節能產品的使用，政府通常會提供一些使用節能產品的補貼。但以不同的形式去宣傳這項補貼，得到的效果會有很大的不同。

Sunstein(2013)[12]做了一個有趣的實驗：政府對節能產品的補貼可以通過兩種表述告知人們：a.使用該種節能產品可以獲得一定數量的補貼；b.不使用這種節能產品，將會失去政府給予的一定數量的補貼。結果發現，在第二種表述中，轉向使用節能產品的人更多。

人具有“損失厭惡”（loss aversion）：大多數人對損失和獲得的敏感程度不對稱，面對損失的痛苦感要大大超過面對獲得的快樂感，這是目標框架效應起作用的原因。宣傳節能產品時，更多的描述不用節能產品的損失，會比描述使用節能產品的收益更有效。

2.3知覺偏差

2.3.1基本原理

知覺是指個體對社會環境中的人和群體中的社會現象所產生的直覺判斷和初步認識的過程。由于被知覺者的特點，以及知覺情景因素的復雜性，加上人往往通過直覺而非借助事實和分析進行判斷，社會知覺往往發生偏差。知覺偏差常見的主要有：第一印象效應（首因效應）、近因效應、暈輪效應，定型效應等。

2.3.2 在環境公共政策上的應用

MPG幻覺（MPG illusion）是知覺偏差的一個典型例子。（Allcott，2011）[13]

MPG是美國常采用的標度汽車能效水平的單位，意為耗用一單位汽油能夠行使多少公里。MPG越高，汽車的能效越高。但MPG的數值和汽車的耗能水平（行使單位路程的耗油量）不是線性的，二者互為倒數， MPG數值越高，再提高MPG帶來的汽車耗能水平的下降越小。而人們經常會高估更換高MPG的車帶來節能程度的提高，而低估更換低MPG的車帶來節能程度的提高。

考慮兩組汽車：（a）第一組為貨車，一輛的能效為11MPG，一輛的能效為13MPG；（b）第二組為小汽車，一輛的能效是29MPG，一輛的能效為49MPG。大多數人會依靠直覺，認為第二組節能程度提高更大。但事實上，兩組節能程度的差距是差不多的：如果改用GPM為單位（行駛一英里需要多少加侖汽油）計算二者的差距，都是0.014。說明，人們會高估更換高MPG的車帶來的節能程度的提高，低估更換低能效的車帶來的節能程度的提高。人們時常熱衷于將29MPG的汽車改進為49MPG，而忽略11MPG到13MPG，僅僅只需要提高2MPG，就能達到完全一樣的能耗水平的改善。

據此，為了避免MPG幻覺，政府在公布能效數據時，采用GPM（行駛一英里需要多少加侖汽油）為單位會好于用MPG，因為GPM更符合人的直覺判斷。

2.4社會影響

2.4.1 基本原理

人作為群體性動物，行為很容易受到周圍人的影響。例如“胖瘦可以傳染”：McFerran et al.（2011）[14]發現人的飲食習慣上受社會影響顯著，而且瘦的人更容易受到他人飲食習慣影響。當瘦的人與胖的人長期共處時，其飲食習慣會變得與胖人相似。

2.4.2 在環境公共政策上的應用

如何利用社會影響來改變人的環境行為？目前的研究發現了一個很好的促進居民節電的做法：向個人通報同社區其他人的耗能情況，能夠有效減少高耗能個人的耗能量。

例如，美國的OPOWER的公司會定時向居民遞送“家庭用電報告”，用電報告不僅包括居民自己的用電信息，還提供其與鄰居用電量的對比情況。據Allcott(2011)估算 ，這個項目減少了2%的居民耗電量。這種利用社會影響降低個人能耗的做法幾乎是無成本的，其取得的節能效果相當于在短期內將電價提升11%到20%，而提升電價的經濟成本和社會成本都是巨大的。具體的，用電量最高的用戶平均節電量是6.3%，用電量低的家庭平均節電量為0.3%，可以看到，社會影響在節電上有很重要的作用。

類似的，Costa 和Kahn（2010）[15]他們發現，向被試家庭告知其他家庭的用電量，可以使全部家庭的平均用電量減少2%。他們進一步發現，家庭用電量的改變取決于家庭的政治派別：自由主義家庭會減少用電量，而政治保守派的家庭卻傾向于增加用電量。

本文系《環境經濟學》（2014年春季）課堂論文。

（作者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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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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