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初，國務院環保稅法調研組就環境保護稅法相關情況在南京展開調研，為本月的首次審議鋪路。如果進展順利，《環境保護稅法》或最快年內出臺。
“環境稅很復雜，審議的重點在于環境稅負擔定多少、征稅范圍定多大。”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蘇明表示。現行的排污費標準偏低，征繳率也比較低。靠著較高額的稅收達成減排目的，以實現對企業的制約，就是環保稅的重要任務之一。
近年來，迫于嚴峻的環境形勢，環境治理正從單一的行政手段向多元化手段并用看齊。從“十二五”規劃提出“完善資源環境稅費制度”，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里的“推動環境保護費改稅”，再到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李克強總理喊出“做好環保稅立法工作”，環保稅開征已是箭在弦上，環境成本計入企業成本也勢在必行。
不過，在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張斌看來，相較現在的排污費，環保稅并不會大幅提高，而是先將其規范征收，未來再根據情況進行微調。同時，為了鼓勵地方政府對環保稅的重視，稅收的一部分或歸地方。
以稅治污
環保稅正在加速中，按照《環境保護稅(征求意見稿)》(下稱《意見稿》)規定，環保稅的征稅對象分為大氣污染物、水污染物、固體廢物和噪聲等4類，具體稅目按照稅目稅額表的規定執行;火電、鋼鐵、水泥、電解鋁、煤炭、化工、紡織等14個行業為重點監控企業。國務院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據環境保護的需要增加(調整)重點污染行業種類。
“污染物是多種的，目前我國基于排污費進行的環境稅改革，僅就工業廢氣、廢水排放量和固體廢棄物等的直接排放進行征稅顯然是不夠的。因此，未來環境保護稅的征稅范圍還應進一步擴大，尤其是碳排放，不應游離于環境保護稅的體系之外。”北京國家會計學院財稅政策與應用研究所所長李旭紅告訴《華夏時報》記者。
《意見稿》還規定，征稅標準與現行排污費的征收標準基本一致。各省級人民政府可以統籌考慮本地區環境承載能力、污染排放現狀和經濟社會生態發展目標要求，在規定的稅額標準上適當上浮應稅污染物的適用稅額，并報國務院備案。對超標、超總量排放污染物的，加倍征收環保稅。
也就是說，不僅有翻倍征收，還有打折征收的情況。《華夏時報》記者了解到，當納稅人排放應稅大氣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的濃度值低于國家或者地方規定污染物排放標準50%以上，且未超過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指標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決定在一定期限內減半征收環保稅。
業內人士建議，為鼓勵環境保護、節能、節水等設計節能技術的發展，可以將企業在這些方面提供的技術轉讓、技術培訓、技術咨詢等所取得的技術性服務收入，納入到企業所得稅技術轉讓優惠的規定范圍。
環境稅出臺后，對企業來講，尤其是對于能耗大、污染排放重的企業，其所承擔的成本就要提高，負擔也加重，從而使得外在成本內部化。這樣就能使企業認識到，排污是要付出成本的，排污越多，付出的成本就越高，也就是“誰污染誰付費”。由此迫使企業改善技術，加強管理，降低能耗，減少污染。
“環境稅的核心問題就是環境稅的負擔，尤其是對企業的負擔。目前審議的重點在于環境稅負擔定多少、征稅范圍定多大比較合適。這個問題一方面關系到經濟發展，另一方面也要對環境保護起到促進作用，要在兩者之間取得均衡。這是環境稅研究制定的難點和關鍵。”蘇明表示。
“除了稅收以外的治理環境手段，單就稅收本身而言，還需建立一個綜合性的環境稅收體系，實現高能耗高成本，最終促使一些能耗高企業節能減排或轉向能耗低的行業，實現產業結構轉型、治理環境的目的。”李旭紅表示。
稅收或偏向地方
環保稅稅負理想的參照標準就是污染物治理的成本。目前中國對規模以上大企業的排污費征繳率達90%以上，但在一些地方，行政干預影響了排污費收繳率。
“2013年，中國本應征收污染物排放費用總計575億元，但實際只征收了不到40%。”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表示。在賈康看來，通過立法的形式確定環境稅的開征，可以引發相關的行政、司法、社會管理體制的“法治化”配套改革，取代現有針對排污的行政性收費，將其與部門利益脫鉤。
“環境稅的落實需要環保部門和稅務部門密切配合。環境稅開征后，環保部門在認定、審核方面擔任著重要角色。因此，應對環保部門的機構運行、技術人員配備、設備維護和運行、經費等方面提供相應的保障。如果環保部門的人員、機構和基礎設施等沒有保障，那么征稅就可能存在不公平，征收能力也會下降。”蘇明表示。
“這一系列的改革舉措不僅會使保護環境的稅收調節更加合理、透明和有效，也會對其他領域的相關改革起到示范作用;同時，以開征環境稅為切入點，還可促進理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環境治理上的事權財權關系。”賈康建議，未來環境稅收入中絕大部分收入應當歸地方所有，由地方政府承擔更多的環境治理以及監督企業減少污染排放的職責。
業內人士認為，隨著環保稅的出臺，一方面，征收力度的大幅加強，將為國家環保投資提供充足的資金來源，利好環保政策、標準的執行;另一方面，將促使企業主動追求節能減排，加速環保投資，間接加速上游產業的優勝劣汰，促使僵尸企業的退出。
“對污染排放的收費是政府治理環境和公共財政發展過程中的過渡形式。近15年來，國家推出了多項財政政策，對于節能減排、循環經濟、新能源利用、環境治理及相關研發等方面，都投入了大量資金加以扶持。以今年的財政投入為例，今年預算內投資重點是生態文明、節能減排、循環經濟、環境保護重點示范和重大工程，中央財政將安排80億元用于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其中，環境治理工程35億元，節能、循環經濟和資源節約45億元。”蘇明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