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歐洲暴雨成災。塞納河畔的盧浮宮博物館2日宣布閉館、轉移藏品。比利時交通部門跟著法國人鬧罷工。想想平時這群人一言不合就要休假，天氣好的時候要出去玩耍，現在卻冒著大雨前來市中心罷工，也是醉了。從上周日開始，歐洲人民上下受氣，真的生活在“水深火熱”中了。罷工的事之前聊過（《法國17萬人上街：削福利，就下臺？》），這次說說下雨的事。

　　水深火熱

　　這雨有多大？德國的下水道都不好使了。

（Marchel Kusch/dpa via AP）

　　德國南部的巴登-符騰堡州是全德乃至全歐經濟水平最高的地區，是奔馳、保時捷、卡爾·蔡司總部的所在地。內政部發言人稱，作為本輪降水量最大的地區，巴符州至少三人在上周末的降雨中遇難，包括一位躲雨到了火車道上的13歲女孩、一位救人而犧牲的消防隊員和一位60歲的老人。這位老人當時在地下停車場，因為雨水倒灌，未能及時逃出，所以發生了悲劇。

　　本次降雨筆者可謂深有體會。昨天上午本要去學校開會，說好4分鐘一趟的公交車硬是等了40分鐘還沒來。大雨滂沱中，一群國際友人擠在巴掌大公交站邊上，用英法德意加上中文問候了糟糕的比國公交系統。最后棚子里雨比外邊還大，干脆站外邊去避雨了。

　　大家也都不敢找棵樹去避雨。5月28日，法國巴黎剛剛有一群人在公園被雷電擊中。據報道稱有11人，其中10人是兒童在市中心慶生時遭遇不測。德國西部一個兒童足球賽現場也遭遇雷擊，35人受傷。類似的情況還有波蘭，一位登山客在巴比亞格拉山被閃電擊中遇難。

　　比利時除了包括布魯塞爾的法語區跟著法國一起罷工，除了24小時內下了過去45天的雨量，導致邊境發發洪災，還沒有出現別的意外情況。市區內略有積水，人們撐著傘，蹦蹦跳跳地趕路。公交系統機智地選擇在此時罷工，人們只好選擇了AFK模式（away from keyboard，網游中離開的意思），開車上班的繼續享受擁堵，沒車只能在家發發郵件，打打電話，最慘的干脆直接住在辦公室。

　　遙看巴黎塞納河，市區段淹了沿岸的漫步道，市郊直接潰堤了，淹了國道。法國中部的薩蘭監獄，廚房被淹，眼看著這幫人要餓肚子，只能把400多個囚犯疏散到其他地區。法網公開賽只能重排賽程，任憑選手和觀眾的吐槽，一樣不妨礙小威連打4天。可憐的男單九號種子更是一天打了9個小時，一個慘字寫在臉上。

　　所以，下了場雨，歐洲就被淹了？

　　沒錯，淹了。

　　雨季要來了，國內城市經常發生內澇，網傳“德國下水道”可以解決排水不暢的問題。可是現在德國也被淹了，這究竟是怎么回事？

　　這雨有多大？

　　首先要明確一點，城市內澇或者是山區洪水不止要看排水系統，還要看地形、地貌，還有降雨量。

　　拿發生悲劇的巴符州來說。這個地區5、6月平均降水量為72-96毫米，每年每個月的降雨還特別平均，旱季50左右，雨季80上下。本次暴雨一天之內降水130毫米。相較而言，北京5、6月平均降水量為36-74毫米，上海123-159毫米。

　　就極端天氣來說，筆者親歷過“7·21”北京特大暴雨。那一天，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170毫米，城區平均降雨量215毫米，房山460毫米，城區內澇絕不奇怪。460毫米，意味著平地都有近半米深的水，地勢稍低的地方馬上一片汪洋，山區更易形成洪澇災害。那天，筆者剛好去石景山找兩位碼農朋友喝酒。午后突然電閃雷鳴，眼睜睜地看著石景山遍地“積水潭”，更發現雨水向東面的海淀、西城流去。第二天，果然從新聞里看到幾個重災區成為新聞焦點：地下車庫，城鐵公交，南部山區，橋涵隧道。

　　按7·21那個降水量來說，世界上任何一個地區都吃不消，北京市的快速應急能力將損失降到最低，這個是值得稱道的。

　　接著說巴符州的洪澇災害，遇難者有著和北京類似的元素：地下室里的老人，因公殉職的救援人員。唯一不同的是，沒見著媒體對排水系統、應急手段口誅筆伐，也沒發現什么“借暴雨發橫財”的新聞。不是德國造太強大，也不是中國造就不給力，是有些意外很難避免，只能通過加強個人防范意識來盡量減少悲劇的發生。

　　例如上述新聞中提到的雷擊事故，發生地點為公園、球場、曠野，這種意外情況基本無法歸咎于天氣預報或者“避雷”系統，只能是自己注意，發現情況不對就該跑得比誰都快。一到雨季就應該注意天氣預報，大暴雨等極端天氣盡量少去低洼區域，山區更應注意山洪和泥石流的發生。

　　城市排水系統如何設計更科學？

　　雨季來了，又回到了那個老話題：如果城區發生洪水或者內澇情況呢？

　　這個要分情況考慮，下水道不是修得越寬越好。

　　首先是造價和改造成本的問題。簡單些說，如果對現有基建設施的改造成本遠高于極端天氣造成的損失，即成本高于收益，那么就不應該進行改造。舉個例子，某市的排澇和下水道系統應對的是十年一遇（10%，100年10次）的極端天氣，升級成應對百年一遇（1%，100年1次），需要花費90億人民幣。在損失不變的情況下，一百年內，如果每次內澇損失大于10億元時，政府和社會才有改造基建的必要。

　　當然了，這不包括各種更復雜的情況，諸如西安、開封、太原這種歷史古城，隨便一鐵鍬下去就能刨出百八十個國家一級文物，有的還是重寫教科書的那種考古發現。工期延誤一個月是小，有的文物毀掉了，失傳就是失傳，這個成本怎么算？而在某些山體滑坡高發地區，人命是無價的，如何找到其中的平衡點，是對政府管理部門的挑戰。

　　全球氣候變化，利率和物價的波動，政策的變動，大規模基建投資對經濟帶來的正負波動，刨坑挖路的經濟損失，更大規模下水道的后期維護，損失的不確定性等等，這些還都還沒有算進去。直接搞新的下水道，和某些國家的一樣寬？這么大投入下去，又會有人跳出來說浪費，然后上網搞民粹，造謠政府拿納稅人的錢不當錢。試問誰會做出這樣的決策？

　　其次是下水道的定位。網傳德國下水道“井蓋碎大石，下面能走馬”簡直一派胡言。德國人殺我同胞、強占青島的事不提了，青島市區的排水系統總長3000公里，其中“德國造”所占比例不到3%，現在很多地方陳舊老化，該堵的地方還是會堵。除了地形、氣候的因素，1949年后的建設和維護才是青島不澇的最大功勞，所謂的“青島奇跡”和德國人沒啥關系。況且德國人也不傻，當年修那么寬的下水道不少是用來做地下工事、隱蔽和兵力轉移的。

　　和英國人不一樣，人家有世界最大的海軍力量，商業港口養得肥、保得住，青島作為德國東亞分艦隊的母港和遠東唯一的戰略要塞，軍事意義明顯大于經濟價值，否則花那么多錢養肥了一個商業港，最后送給日本人或者俄國人？那個“下水道”是軍事要塞的地下工事，能走人是為了掩護步兵的安全轉移，順帶兼有下水道的功能，屬于典型的“軍轉民”產品。德國造是質量好，人家是防炮擊的，現在有人敢炮擊青島嗎？所以既然沒有類似上世紀60年代的國防壓力，那么現在的下水道就沒必要修那么浮夸。

　　城市化進程快，再給中國一些時間

　　最后就是歷史和現實的原因了。幾十年前，誰能料到祖國的發展如此迅速？當時不懂，搞出國考察，學習借鑒外國先進經驗。結果一借鑒就發現問題了，人家百萬級人口的城市發展了三五百年，很多基建既有歷史的沉淀，可以利用原有的設施進行現代化改造，又有比較穩定的社會環境，人口變化不大。舉幾個例子，巴黎220萬人，倫敦854萬，布魯塞爾114萬，馬德里327萬，羅馬275萬，柏林350萬，其他大城市諸如慕尼黑139萬，科隆102萬，馬賽85萬人，里昂48萬，波爾圖24萬。且不說北京的2152萬和上海的2426萬人，我大太原都有430萬人，這些歐洲國家簡直弱雞。

　　和歐洲那種漸進式的城市化完全不同，我國除了基建薄弱、人口眾多的情況外，城市人口的增長還特別迅猛。如果某市人口年均增長率達到7%，這意味著人口總量十年就能翻一倍。原先預計5年工期，能供給一個百萬級人口的城市使用，萬萬沒想到，修好后已經是兩百萬人了，再改造時又發現投入遠遠大于收益，只能暫時如此，或者是進行局部的改造，減小對城市交通的影響，但還是遠遠趕上不城市發展的速度。

　　所幸中國政府態度很端正，重視基建工作。“發展中國家”的意思就是“國家正在發展”，要以發展的眼光和更廣闊的視角去觀察事務，做出決策，處理問題。很多事情不能一蹴而就，人家幾百年搞好的基建，我們想幾十年就完成，這是魄力，但也有風險，不僅僅是能力的問題，也需要清醒的認識。

　　反觀歐洲的一些國家，犯著人類歷史不斷重復的老毛病，優越上升為自信，自信轉變為自滿。明明在基建上還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還假裝視而不見，真的看到其他國家做得比自己好了，又開始酸得不可救藥。

　　德國的下水道堵了，我們也不該幸災樂禍，應該反思如何打開心里的那個結。中國現階段處于歷史發展的轉折上，激烈的城市化進程首先就意味著承認存在著差距與不足，但這不意味著要妄自菲薄，而應該是端正態度，立足國情，利用手頭現有的資源去實現“彎道超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