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焚燒似乎陷入一個解不開的死結。一邊是“十二五”規劃提出，2015年，全國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的能力中，垃圾焚燒要占到35%以上的比例，這也是我國第一次在五年規劃中提到垃圾焚燒目標；一邊是老百姓對自己周邊要建的垃圾焚燒廠，大多采取拒絕到底的態度。
垃圾處理問題作為一個世界性難題由來已久。早在工業革命時期，歐洲就已飽受垃圾的困擾。工業時代發展至今，垃圾處理除了一部分回收再利用外，仍然只有兩個主要途徑——填埋和焚燒。垃圾填埋由于對土地資源的占用和破壞性巨大，在許多國家早已明令禁止。目前，國際上針對生活垃圾處理普遍采用的是大型垃圾焚燒發電技術，通過焚燒將垃圾減量化，配備完善的無害化處理設備，且可以將垃圾焚燒產生的熱能轉化為電能。
垃圾焚燒更是我國生活垃圾處理最有效的不二之選。在發達國家，尤其是西歐和日本，焚燒已經發展成為垃圾處理的主要手段。瑞士垃圾的80%為焚燒處理，日本和丹麥垃圾的70%以上為焚燒處理。我國垃圾焚燒處理率明顯低于主要發達國家。隨著城鎮化的推進，人口的激增勢必導致垃圾圍城愈演愈烈。相對填埋等技術，垃圾經焚燒后不僅可大幅降低體積，從中獲得電力能源，避免填埋等處理方式對地下水和土壤可能產生的二次污染，更可解決我國各級城市人均面積和耕地面積緊張的難題。因而垃圾焚燒是現階段和未來一段時期我國最有效的垃圾處理手段。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十二五”全國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規劃》提出“十二五”期間，全國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總投資約2636億元，是“十一五”投資規劃的3倍以上，到2015年，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焚燒處理設施能力達到無害化處理總能力的35%以上，其中東部地區達到48%以上。垃圾發電處理規模需要從2010年底8.96萬噸日上升至2015年末約30.7萬噸日，年復合增長率達到28%。“十二五”期間，預計新增垃圾焚燒處理能力21.7萬噸/日，按平均投資40萬元/噸日處理測算，“十二五”垃圾焚燒發電總投資規模為868億元。這是國家首次將焚燒作為垃圾無害化處理措施之一，對其所占的比例提出了明確的要求，這無疑會進一步促進垃圾焚燒發電行業的蓬勃發展。然而如今，這一“成熟”的技術卻因為工業時代的思維慣性，顯現出先天不足。
2013年12月，多起垃圾焚燒事件集中爆發引發社會關注。12月4日，溫州永強垃圾焚燒發電廠被爆污染嚴重；12月5日，上海江橋垃圾焚燒廠滲濾液處理一期工程廠房發生爆炸；12月17日，央視報道武漢市全部五家垃圾焚燒廠存在違規經營且日產約600噸“飛灰”未按國家規定進行固化處理。在全國城鎮化發展的大背景下，生活垃圾焚燒已成為大城市垃圾處理的必由之路。而這一系列事件揭示了垃圾焚燒處理在迅速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管理、標準、民意溝通等方面的缺失。
不久前，盛運股份通過發行股票和支付現金相結合的方式收購中科通用80.36%股權，以此為契機全面轉型為國內垃圾焚燒領軍企業。與此同時，光大國際宣布以3.85億元的價格出售旗下福州青州大橋80%權益，以專注于城市生活垃圾焚燒發電業務。再聯想到近來北京、合肥、武漢、成都等多個城市紛紛上馬或者擬建設生活垃圾焚燒發電項目。在盛運股份大手筆并購以及光大國際拋棄如此穩健優質現金流背后，生活垃圾焚燒發電的誘惑力到底有多大，而企業又該如何在民眾的反對和堆積如山的垃圾圍城困境中找到平衡點？
在環保部近日舉行的專家研討會上，多位業界專家都認為，既然“十二五”規劃已經明確，焚燒是垃圾無害化處理的重要模式，那么地方政府還是應該通過提高決策的透明度、公眾參與才廣度，提升企業的管理水平，化解公眾對垃圾焚燒的“敵意”。
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顧問總工白良成和他的團隊曾走訪了國內100多家垃圾焚燒廠，從學者角度，他認為，技術上已經完全可以控制垃圾焚燒過程中產生的煙氣、飛灰、惡臭、滲濾液、噪聲等問題，但前提是運營垃圾焚燒廠的企業要有較強的管理水平，不能因為管理出現的漏洞污染周邊環境。
國內也有一些能跟周邊公眾和平相處的垃圾焚燒廠，很多企業的經驗就是每年發布一本環境報告，讓公眾了解企業一年燒了多少垃圾，發了多少電，特別是環境指標到底達到什么程度，每個月的指標都有公布，讓公眾容易接受。
劉陽生說，公眾參與的力度，直接影響垃圾焚燒項目被認可的可能性。按照技術標準，垃圾焚燒廠與居民區應該有300米的防護距離，但在現實中，有的焚燒廠與居民區的距離低于300米，但由于公眾參與度高，管理規范，大家都能相安無事。但有的焚燒廠，雖然距離居民區有1公里的距離，但由于公民知情權被漠視，管理又不到位，臭氣熏天，老百姓自然要抵制。
環境保護部華南環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岑超平則表示，針對公眾關心的問題，可以引入公眾監督。比如，在線監測，有的地方確實出現數據造假的現象。根源是企業的環境意識不高。這樣的數據如何讓公眾相信？岑超平建議，應引入第三方監管，加強公眾參與，讓更多的人到現場看看。污染防治設施的正常運行光靠環保部門監測站，難以全覆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