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凱軍老師年少成名，在科研上卓有成就。特別是，他和中國第一代環保工作者一起工作，經歷了中國環保重大事件的全過程。

去年值王凱軍老師60歲生日，在弟子們的一再要求下，他開始陸續回顧從業以來的經歷和經驗，在此基礎上，口述了《環保回憶錄》。綠茵陳和913工作室等一起，有幸記錄整理相關內容。

污泥處理領域，從問題出現、政策發布到市場興起，其間又有許多跌宕起伏，而王老師與多家公司的合作，正是產學研的典范。本次截取的是污泥干化-焚燒技術誕生前后的片段，說的是技術，但又不僅僅是技術。

01跨界研究生物質熱解

Study on Biomass Pyrolysis

2005年，王岐山還在北京當市長，他在奧運之前到延慶考察了一個生物質氣化供老百姓炊事用氣的廠子，技術的實質是生物質不完全燃燒，產生一氧化碳，是一個水煤氣反應，產生的氣體熱值低，只有800-1200大卡。

但是，從解決農村能源結構和大氣污染控制角度考慮是有意義的，他就讓北京市環保局局長史捍民來研究推廣一下。回來以后史捍民找到我，他可能覺得搞厭氧產氣和氣化產氣都一樣可以燃燒，所以讓我負責。

這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觸熱物理化學領域。接受任務后，我認真比較了一下技術路線，覺得不能直接采用延慶現有的技術路線——上世紀80年代左右，宋健在山東大面積推廣過這項熱解技術(上千個)，后來就因為焦油堵塞問題，幾乎都不成功。本質問題是氣化熱值低，生成氣量大，氣體處理投資大，所以一般大家都不認真處理氣體。

我記得我以前評過大連環科院的一個農業廢棄物項目，當時大連環科院院長閃紅光申報環保部農業廢棄物工程中心，有兩個技術，一個是秸稈熱解技術，采用的是間接加熱條件下無氧熱解裂解產生可燃氣體，熱值會比較高，比宋健在山東推的技術熱值高一倍以上，與城市煤氣相當。另一個是污泥快速堆肥技術——在污泥中加上鋸末，快速擠壓以后產生熱再堆肥，效果很好。

時間過去四五年，由于上述機緣，我又想起了大連的熱解技術。進行分析以后，我去拜訪了當年大連環科院的技術負責人南方。他已經退休了，但聽到我的想法后，他當即表示：“我有兩件事要說。第一，當年我在大連推這個技術，就落地了一個項目，我不服這口氣。你要是能推成，那就是幫了我;第二，我退休了，想掙點錢。”達成共識后，課題組就把他請到北京來，給他租了房子，一年給他20萬。這對于一個國家研究院是很大一筆投入，從體制內無法解決，當時，我們課題組承擔了所有費用。

史捍民一下拿出密云、延慶、大興等四個項目，讓我們做試點。為了以后能進一步發展，我們將氣體處理的環節集約化和設備化，并試著在這個過程中疊加一些不同技術。以前產氣就是給農村老百姓生火做飯，但在延慶項目中我們修建了一個公共洗澡堂，制氣的一部分給澡堂供熱水，同時給大隊辦公室集中供暖;以前氣體儲存都要做沼氣柜，但兩個項目中特意做了一個罐壓力儲存，把氣體壓縮到10kg后儲存。這幾項小改動對于今后的發展很有意義，在熱解技術部分還會談到。

幾個示范工程非常成功，給村里的老百姓都供上了氣，但是當時也發現，農村人員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大部分農村人口已經離戶離村另有出路，這就是農村的現實情況——可能都外出打工了。上項目的時候基本規模按戶設計，一般一戶日用氣一方。三、四百戶的村莊，日供氣規模300-400立方米。但是，這些項目運行起來之后，發現要三、四天才用一罐氣。如果不了解這些情況很難設計農村公共設施項目。事實上，這種情況在后來的全國農村污水處理建設上屢屢發生，導致項目屢屢失敗。

北京地區最主要的原料是秸稈，把秸稈粉碎以后，采用高壓擠壓的方式，熱壓產生燒烤碳棒產品，用碳棒作為熱解原料。做起來后發現熱壓擠壓的擠壓頭，由于溫度和壓力比較高，磨損非常嚴重，生產碳棒的小設備幾個小時就要換一次。這個產業的設備還不成熟。

這件事最終比較完美地畫了一個句號：對史捍民局長有了一個交代;同時對得起朋友，南方老先生也很滿意，他當時說我要推廣成功就是幫了他出了一口氣;我們很好地推動了這一技術，并且上了北京市政府采購平臺，熱解碳化工藝在下一步應該有更大的發展。

這也是我初步接觸熱物理化學技術，懂得了各種物料的熱值，熱分解過程，對氣化氣、熱解氣、煤氣和天然氣的熱值如數家珍，多少年后我的學生記不住這些數字，我就將他們歸結為不用心。

02初識俞其林

First acquaintance with Yu Qilin

2006年左右，浙江環興的俞其林帶著浙江上虞龍盛染料廠的潘總來找我。

這是我時隔近十年第二次與龍盛和俞其林打交道，說起來第一次打交道時有一點傳奇色彩。

浙江上虞有個白手起家的農民企業家做染料廠的生意，最后上市市值達到100多億，這公司就是龍盛。在“一控雙達標”期間，他們四處尋求高效的水處理技術。這位企業家不知通過什么途徑打聽到北京環保所做三相流化床，就約我見面。

見面過程也非常有戲劇性，這家染料廠老板安排任總經理的大兒子坐飛機到北京，落地后沒有進城，約我在機場旁邊的賓館碰面，僅僅談了一個多小時，就迅速拍板，決定與我們開展合作，約好去浙江的時間，旋即馬上飛了回去。

在荷蘭期間，我在Delft參觀過著名的Gist-brocadaes酵母廠項目，它最初采用的工藝便是厭氧流化床和好氧三相流化床串聯工藝，我實地參觀過這個項目，感覺已經理解了技術內核。

1993年回國期間，我和徐冬利的聯合創業公司，接了一個北京油脂廠廢水處理項目。項目各項條件都很適合，于是我們用上了20方的三相流化床，處理幾百噸的油脂廢水。未經小試，但是生產規模的反應器運行良好，放大過程非常順利。

我們把這些結果和龍盛交流之后，他們也沒有要求看示范工程現場，就讓我們一下上了4個流化床，每個單元高30多米、直徑3米，是當時世界范圍內最大的三相內循環流化床處理裝置。在做完龍盛項目之后，有了示范效應，我們又在浙江那一帶接連做了四五個染料廢水項目，上了十幾個好氧三相流化床。

對于一項技術的產業化推廣，行業一直有個爭論。有的專家把小試、中試過程看得不可或缺，并進行了嚴謹細致的試驗，步步有據可依。一定要經歷小試、中試、生產示范，還是可以直接進入生產環節?在大多科研人員看來，為了確保實際生產中的安全性、穩定性，中間的遞進過程必不可少。

荷蘭Delft理工大學的馬克教授(Mark van Loosdrecht)卻給出過一個不同說法：“不見得一定要在形式上經歷一步步放大的過程，只要真正掌握了技術內核，就可以在實踐中應用。”他還提到如果能夠節省30%以上，則在工程上要把節省的部分全部投入，以防示范項目失敗。

我們的項目無形中也是按照這個原則進行，我們設計的整體流程是如果三相流化床失敗，也能保證達標排放。三相內循環流化床我沒有做過各種規模試驗，但工程做得很大。我認為，如果從實際工程應用的角度來評判，放大的過程并非一定需要一點點來，主要還是要看自身是否掌握了本質性的東西。

在這些項目里，俞其林由于做這些染料廠的反應釜和干燥塔的工程，所以，廠里將三相流化床的加工安裝交給了他們，我們因此而認識，可能后來的幾個項目也是他的關系介紹。應該說當時我們是初步認識，幾個項目過后，多年沒有來往。

第一次跟浙江企業家接觸的過程也讓我頗有感觸。一是感慨浙江企業家有效率，來談一個技術，連城都不進，兩個小時解決問題;二是通過交往發現正是有了龍盛這些企業中國才實現了快速發展。

我與環興董事長俞其林(左)

03俞其林其人與污泥噴霧干燥-焚燒工藝

Yu Qilin and the sludge spray drying incineration technology

俞其林是浙江農民企業家的典型代表，有著頗為傳奇的創業經歷。最開始，他的主要業務是不銹鋼化工設備，由于他的公司地處浙江，所以主要的服務對象是精細化工行業，如染料行業。染料生產是高溫、高壓的化工過程，化工生產中一般都用反應釜。

我在前面說過拼裝罐，曾到北京市東郊原化工設備廠去找鍍搪瓷的師傅和廠子，化工反應釜內襯搪瓷是為了耐強酸、強堿腐蝕，由于在高溫、高壓下反應，所以搪瓷不能有一點瑕疵。這種反應釜一般來講它的容積有限，三方、五方的反應釜都算是大的，從全世界來說，最大能做到10立方米，也就是一萬升，這是當時的工藝極限。

俞其林的貢獻是他采用耐高溫的高密度聚乙烯材料做成反應釜，內襯一層薄的不銹鋼做防腐，使得染料生產的反應釜能做到最大200立方米。可想而知，5立方米、10立方米的反應釜，與200立方米反應釜的產能要差20-40倍，這樣一釜的產能一下就提高了幾十倍，這也是我們國家染料行業突飛猛進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前面提到的龍盛染料廠做分散染料，產量占到了全世界分散染料市場的60%，在它的隔壁還有個閏土染料廠，也是同等規模。當時我們在浙江杭州附近做了四、五個染料廠，其中還有一個國營大廠叫吉華，另外一個叫帝愷，都是曾經接觸過的企業，包括椒江地區還有一些染料廠。這些廠的設備都是俞其林提供的。

俞其林對染料行業第二個貢獻是他開發了大型噴霧干燥裝備。上世紀90年代，他看到染料企業都要從丹麥尼羅公司進口噴霧干燥技術，費用高達百萬美元，產能只有3-5噸/天，就開始自主研制噴霧干燥技術裝備。后來也真的做成了，全國半數以上的染料廠都用他制造的噴霧干燥裝備生產，最大的噴霧干燥技術裝備產能可以達到100噸/天，產能至少提高了二十倍。90年代，我第一次到染料廠時，曾看到廠內有幾十套幾十米高的噴霧干燥裝備，十分壯觀。

俞其林應該講為我國染料行業的迅速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而正是有了這些企業家的努力——還有很多是我們不知道的默默辛勤耕耘的企業家，才在三十年間鑄就了中國制造大國的地位。所以，自打認識以后，我對企業家俞其林是十分敬佩的。

這次他們為什么來找我呢?因為龍盛染料廠遇到一個有點棘手的環保難題。隨著當地經濟發展，鳥槍換炮，工廠搬進了海邊現代化的園區，但環保也管得更嚴了，染料廠在海邊大量堆積存量污泥，成了大難題，“現在污泥都堆砌在海邊，上萬噸，堆成了小山，就怕有個海嘯來了沖垮了。你有什么辦法么?” 他們問我。

這些已經堆了很多年的污泥，說實話我也沒有辦法。但那一階段我剛完成環保部的污泥技術政策，對污泥有持續的興趣，正好有一些思路，就給俞其林出了個主意，告訴他：“你那個噴霧干燥塔，可能很適合處理污泥。”

作為一家有30多年歷史的老牌化工企業，環興對染料的噴霧干化輕車熟路，而要將該技術應用在污泥處理上，俞其林心里還真沒底。不過他的效率可真夠高，從北京回去以后，他就拉了幾車泥，用廢棄的噴霧干燥塔試了試，發現可行。

后來，他在自己的工廠廠房外面搭了一個車間，上了一個60噸的污泥項目，噴霧干燥塔30多米高，投入成本接近1000萬，雷厲風行地做了起來。這60噸的項目調試運行成功，標志著污泥噴霧干化工藝的誕生，也初步印證了我當初的觀點——噴霧技術應用于污泥干化是可行的。

他這種投入的勁頭和辦事的速度，再一次把我給驚到了。即使大的水務公司也不可能有這種投入和效率，這就是浙江企業家的精神。

第一臺污泥噴霧干化處理設備(處理能力60噸/天)

緊接著，俞其林開始緊鑼密鼓地張羅在蕭山錢江污水處理廠引入污泥噴霧干化技術，建一個大項目，把規模擴大到360噸。不巧的是，建廠房是2008年春節，趕上南方大雪，把廠房壓塌了，到2008年下半年才建完運行起來。投產運行后，他在廠里掛了個牌子，寫上了北京環科院、清華大學的貢獻——因為我在2008年下半年到了清華。到現在那塊牌子還在那兒掛著。

這個污泥焚燒項目是俞其林墊錢干的，他和錢江污水廠說：”我自己花錢建，建完效果好，你們給我錢，如果效果不好，設備我拆走，不要你們一分錢。”一個兩、三個億投資的項目，就這么投了下去。即使自己建設備和廠房，簡陋一些，大幾千萬的投資也是需要的。這相當于是BOT模式，收費僅僅是每噸污泥138元，一直收了十年沒漲價。

這使我想起泥客莊主的評論，他認為這樣做的目的是：“阻擊競爭對手。以浙商的腦筋，不難了解其戰略上的意義。公共工程其實很多是釣魚工程，一旦政府入了他們的彀，再要退出來就難了。屆時他們會有100個理由在等著你漲價，不信，我們拭目以待。”這樣的結果可能讓這位博主失望了。

俞其林僅僅參觀過上海石洞口污泥焚燒一個項目，但是，社會責任感讓他義無反顧地投身于環保事業中。看到每噸污泥100萬元以上的投資，運行費用需要七、八百元，他發出“中國的環保一定要用中國人自己的裝備來解決”的雄心壯志。我國在從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轉型的背景下，正是這樣一些具有情懷的環保裝備制造者，支撐了從“引入和吸收的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的蛻變。

“污泥噴霧干化-焚燒集成技術與裝備”技術推介會(參觀杭州污泥處置項目)

04技術研發過程的各種小插曲

Various episodes in the technology R & D process

2006年俞其林便著手啟動污泥噴霧干化的可行性研究。

在第一個生產性項目的使用過程里，其實出現了一些小問題。以前他的噴霧干燥是將物料以高壓流體的形式噴出，但在干燥污泥的過程中，污泥里的沙子會將高壓流體的噴頭快速磨損掉。他嘗試了多種耐磨的材質，即使鎢合金、鈦鋼等材料，磨損仍然很厲害，甚至考慮換成陶瓷質材質的，這確實解決了磨損問題。但是，另外一個問題產生了，由于在脫水機房的粗放生產，一些螺絲、螺母混在污泥里，經常打碎陶瓷噴頭。

這個過程，俞其林沒有告訴我，我以為他那邊一切進展順利，就把北控的胡曉勇引薦過去。胡曉勇也很看好這個項目，很快決定投資并且先期打過去500萬元。500萬打進去后，胡曉勇就派人去現場做盡職調查，才發現了一些問題。

由于噴霧干燥的噴頭不耐磨，俞其林就換成了離心式噴霧干燥，污泥先打在高速旋轉的盤上，再經過離心作用往四邊甩。由于以前的噴霧干燥是往下噴，所以干燥塔的設計是瘦高型的。而離心噴霧往四周甩，甩出去的污泥很快粘到壁上結團，所以現場污泥沒能很好地干燥。離心噴霧干燥塔需要設計成矮粗型的。

胡曉勇專門找到我埋怨說錢打了水漂，我就讓俞其林來北京與胡曉勇面談，他馬上承諾把錢給退了回去。談完后，我和俞其林坐在賓館大廳里，讓他把問題從頭到尾和我說一遍。聽完后，我給他出了一個主意：“既然高速噴霧不行，我們只要把泥送上去就可以，在出口時候拿壓縮空氣把它吹開。”由于知道他行事雷厲風行，我怕他一下又投入很多，特意叮囑他，這個思路先不著急上裝備，先在地面用噴頭拿壓縮空氣試一下，看看效果。

正好廠房旁邊有個空氣壓縮機，這哥們馬上就在360噸的項目上試驗了起來。效果出奇地好，不僅可以吹散污泥，還有一個特殊效果：高溫下，污泥里80%的含水迅速氣化，氣化的過程把污泥顆粒快速炸開，使得污泥霧化得非常好。在氣和熱混合的效果下，污泥干燥得快速而均勻。噴頭磨損的問題就這樣圓滿解決了。

當污泥噴霧干化面臨困難時，我一直認為這是正常現象。環保行業本身作為一個綜合性行業，涉及行業范圍廣，開始污泥噴霧干化正是汲取了其在染料行業等領域成功應用的經驗。然而，技術借鑒不是簡單的復制與粘貼，如何轉化移植是一個大問題。中國在制造業的很多方面均處于國際領先地位，環保行業有條件綜合集成其他行業先進成果促進行業發展。

事實也正是這樣，污泥并不同于普通的均質染料、奶粉，其粘度大，夾雜石英類物質較多，霧化噴嘴及附屬系統易堵塞、易磨損。我們最初采用“精密膠體磨”企圖將其均質化，“精密膠體磨”也是化工等行業成熟的設備，但是這條路不行，我們又創造性提出“高剪切分散”技術路線，最終研發出“多噴嘴氣流式霧化噴嘴”的噴霧方式，創新和豐富了噴霧的類型，從而實現了污泥噴霧干化技術與裝備的“中國創造”。

如果墨守成規，固執地認為“國外熱工技術已經有150年以上的歷史，環保技術和實績在很多方面領先我國。”所以就不應該創新的話，我們國家真就進步不了了，也就沒有噴霧干燥工藝了。

當時，請張悅去參加鑒定會的時候，他提了個疑問：“熱跟污泥直接接觸，污泥就燒焦了，一些揮發性的物質全跑出來，二次污染比較嚴重。”這也是其他一些專家的共同擔心。

當時我琢磨了一下，說：“應該不太可能，人家這個工藝原來是干燥奶粉的，也沒見過奶粉干燥過程中燒焦過呀。”接著我又補充說，這個技術源于染料的干燥，如果溫度到了影響物質結構的時候，那染料產品就要變性了，會成為不合格產品。他當時沒有接話，默認了我的解釋。

但因為他提了這個問題，所以我也認真研究了一下。發現有個專業名詞，叫做“濕球溫度”，和印第安人走在火紅鋼渣上的原理一樣。印第安人又跳又唱，腳上出汗，出汗后接觸熱時，汗水迅速氣化，表面的溫度就會降低，保護皮膚不被灼傷。污泥干化也是同理，迅速氣化后溫度降低，實質上污泥顆粒的溫度在60-80度以下。后來每次演講和給學生上課我都用這張圖。

“濕球溫度”

俞其林的下一個目標是位于浙江紹興市的污水處理廠，日處理污泥規模是1200噸/天。這個廠在國內污水處理界名氣很大，它承擔著我國最大的紡織印染產業基地印染污水處理的任務，說起這個廠，我和它還有深厚淵源，因為我在這個項目上走了麥城。1993年左右紹興30萬噸的一期項目招標，全國當時大的設計公司都參加了投標，最后聽說我們的方案排第二，華北院排第一。但是，最后中標的是第三名吉化設計院。傳說當時的地委書記是吉化調過來的。

做這個項目前，俞其林反復給我打電話商量，因為定的收費僅為每噸污泥140元。我堅決反對，因為這樣的話處理每噸污泥的利潤只有10元。而當時市場價格一般也要在每噸污泥300元以上，140元太低了。我苦口婆心地講：如果下一個項目我們做城市污泥，每噸污泥利潤起碼在100元，你一個200噸的項目的利潤要超過1200噸的項目。

但是，最終我也沒有說服他，他拉來幾個朋友毅然投資了這個項目，在2013年就完成了建設，目前已經穩定運行近十年。這是目前國內最大的污泥噴霧干化-焚燒處理工程，也是世界范圍內屈指可數的污泥處置項目。

雖然開始反對，但是，在實施過程中我一如既往地給予俞其林全力支持，在紹興項目第一期規模600噸，為了推動噴霧干燥技術被行業接受，我特意把這個項目的設計讓給了市政院。讓我的學生俞金海全力配合他們設計，某種程度是毫無保留地教他們整個工藝。但他們做完以后，仍然表示不認可這項技術，若說是懷疑技術不成熟或不達標，也說不過去，因為畢竟事實擺在那里，數據全部公開，并且項目通過了省環保驗收。

在這個項目里，我又一次感到俞其林的固執和堅持，同時，我也為傳說中浙商的富有所震動，相比其他省份，即使深圳、廣東民間資本與浙江相比也相形見絀。

我一直關注著污泥噴霧干化-焚燒技術的發展，也一直關注著俞其林和他的公司。我一直想并且不斷幫助他跟大的水務公司合作，我認為這樣才能把這個技術更好地推廣。公司繼續做大，并實現上市。但是，到現在為止跟許多水務公司的合作都沒有成功。這也是我和俞其林合作過程中主要分歧之一，我認為他不懂現代企業發展方式，他習慣于產品和設備方式經營業務，可能他反過來會認為我是在幫助水務公司，而不是幫助他。

我現在反思這個過程，比較國內外企業家的想法，發現其中有很大不同。國內企業家的思路就是非常想把公司做大，然后上市——直接IPO或者曲線上市，很多企業家內心都有這么個想法，似乎在中國做企業就是“自古華山一條路”，不做大，不上市就不叫成功。

但國外環保領域的專業廠家，他們的企業家幾乎都從來沒想過上市，只是想把自己的技術、產品做精做好，做成百年老店。而且確實我們接觸的制造業的公司都沒有、也不追求上市，但他們做了很多年，做了很多精品項目，有很好的品牌。

為什么無論是創業型公司還是已存在很多年的老企業，一般都是以上市為最終目標?我希望我們國內的環保產業、環保企業在追求上市的路上，也能夠對這個問題本身進行反思。

俞其林的噴霧干燥工藝，我僅在關鍵時刻出了兩三個主意，一個告訴他可以做，他按我說的做了，并且做成了;另一個是在做不下去的時候建議改變噴射方式，同樣起作用了，成功了。其他大部分實施過程，完全是他自己在做。到現在為止，這套系統大概落地了10個項目，處理能力超過每天6000噸污泥，已經成為國內單一污泥干化-焚燒技術的最大生產廠家，形成了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系列污泥噴霧干化技術裝備標準。最大的項目做到1200噸，最長的是運行了10年。

在這個過程中，我派出了三個非常能干的學生幫助他實驗，總結經驗，與用戶溝通。

第一個學生是北京環科院我的碩士俞金海，他碩士論文就是做的污泥。俞其林的前幾個項目他全程參加了設計工作，比如蕭山、紹興和無錫惠山等項目，他由于專精污泥焚燒技術，被課題組的人戲稱“俞教授”至今。

第二個學生是清華的博士后汪翠萍，她協助組織對噴霧干燥系統的測試，以及國家水專項的幾個課題研究，為污泥噴霧干燥-焚燒技術系統化和規范化做了許多工作，還在污泥政策和標準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有一部分會議后期都是請她代勞，她在業界已經小有名氣，可惜后來不做污泥了。

第三個學生是常風民博士，應該說是污泥焚燒科班兒出身，博士和博士后都研究污泥熱解和污泥碳化問題，在熱物理處理技術上是有一定造詣的，他接替了俞教授和汪博士，支撐起了課題組污泥處理這一攤子，并且解決了污泥碳化應用中很多技術性關鍵問題。

從落地項目的運行情況來看，應該說這項技術是工程化的成熟技術，同時，它也是我直接介入的第二個國內具有知識產權的技術，但命運與水解酸化如出一轍——不太容易被行業人員所接受。讓我欣慰的是伴隨國家“一帶一路”戰略，污泥噴霧干化-焚燒技術走出國門，被成功應用在了孟加拉達卡污水處理項目。

這是迄今為止我國在東南亞承接的最大國際EPC污水處理廠項目，50萬噸/天的污水處理廠及配套污水管網建設。2017年1月，浙江環興與北京國環清華設計研究院一起，與中國電建集團簽署了污泥焚燒系統EPC合同。其中，污泥處置規模為500噸/天，項目總投資過億元，標志著環保重大裝備在海外新興市場的重大突破。

這要感謝清華大學我的同事，時任國環清華設計研究院總工程師的張鴻濤先生。說實話因為我在外資公司荷蘭DHV咨詢公司干過兩年，知道政府貸款項目的復雜性，所以我是不同意承擔這個項目的，但是張鴻濤老師跟蹤這個項目8年，持之以恒，他認為我國環保產業具有成本低、效果好、技術適用性強等優勢，在“一帶一路”沿線，大多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蘊藏著巨大的節能環保市場需求。雖然項目因為各種原因還有很多困難，但是我相信我們一定會很好的完成這個項目。20多年后，能親眼目睹和參與我們自己研發的工藝打到國外市場，我不禁感慨萬分。

05國產技術為什么這么難?

Why is it so difficult to promote domestic technology?

第一難是國內自主知識產權技術遭遇的非難。對于國產技術，經常會有一些帶有外資色彩的不一定有真憑實據的質疑。有位“泥客莊主”博主2010年在《污泥噴霧干化回轉窯焚燒工藝的真實能耗水平——與王凱軍教授商榷》一文中就說：國外熱工技術已經有150年以上的歷史，環保技術和實績在很多方面領先我國，怎么就沒有一個聰明如我國專家一般的，發明這種倒置的“焚燒+干化”以節能。這是代表了作為國外代言人的一些人對于國產技術根深蒂固的看法。

經典的污泥干化-焚燒廠的焚燒爐一般采用流化床焚燒爐，以前的工程公司采用兩套熱交換系統和一套惰性氣體補充系統，一套熱導油換熱系統，一套蒸汽換熱系統，現在一般至少需要一個蒸汽預熱交換系統。這套系統的運行復雜程度與燃煤發電系統是一樣的，所以工廠需要較高技術水平的操作人員，并且需要總工程師，需要一群大學生。

但噴霧干燥套系統，采用直接干燥，設備和系統簡單，噴霧干燥系統除了回流的熱風之外，補熱裝置是一個熱風爐，即一個去掉鍋的爐子，采用各種燃料燃燒后熱量隨熱風帶入系統，操作只需要一個燒鍋爐一樣持證上崗的農民工。與標準的污泥干化-焚燒相比，原理和操作要簡單便捷得多。

應該說，噴霧干燥-焚燒技術的最大特點是具有非常突出的簡潔性。這與我們在工業廢水或城市污水處理領域的重大發明和發現的原則是一致的，好的發明一定是簡單的。

但是，很多人對于國外技術迷信的癥結在于，認為西方各國最后呈現給我們的技術，首先是先進技術，可能人家是試驗了各種技術可能性后得出的唯一結論，所以我國就應該按照這個思路來做。事實上大多數情況不是這樣，在技術發展過程中往往不是最好的技術占據最大市場份額。

其實這么多年以來，從污水到污泥，推任何一個國產技術都非常困難，對國產技術、國產項目的不認可，與對國外技術的推崇一樣，在設計院里是根深蒂固，而主流市場的話語權卻掌握在市政院的手里。而市政院的話語權又受到國外公司深深的影響，最終就成了是國外技術占據主要市場。

所以，我深深地感到總書記的金句發人深省，振聾發聵：我們在發展上，不能用別人的昨天來裝扮自己的明天，要把關鍵技術掌握在自己手里，創新、創新、再創新!

第二難是對技術的偏見根深蒂固。在一個時期內，污泥焚燒幾乎是我一個人的戰場：大部分專家建議我國應該以土地利用為主，并且引用大量美國、加拿大和部分歐洲國家的例子講這些國家的農用比例，我也不厭其煩地講“農用堆肥大部分是一定發展時期的存量，發展趨勢要看增量”的道理。

我分析了美國、日本和我國的農業生產方式、結構。日本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由于經濟發達、人口眾多、土地資源緊張，所以以焚燒資源利用為主。在我國的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域，經濟發達、人口密集，土地資源緊張，污泥焚燒成為主流技術也是發展過程的自然選擇。

我們國家污泥焚燒幾乎像生活垃圾焚燒處理一樣被“妖魔化”。科學上清楚、應用上成熟的技術在我國為何面臨如此尷尬的局面?

總的來看，國人對于污泥干化焚燒的誤解，主要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一是認為污泥干化焚燒是一種高能耗工藝。但國際上污泥焚燒能量可以達到自給，而從噸泥的能耗上看，污泥焚燒工藝(～100kW/t)與堆肥工藝(>100kW/t)也相當。另外，堆肥后續需要考慮儲存、運輸等能耗，焚燒則可以實現徹底處理處置;二是認為污泥焚燒是一種高碳排放工藝。有人說污泥焚燒會產生大量的溫室氣體，這種說法也是不對的，因為污泥中的碳屬于中性碳源，不會增加大氣中的溫室氣體;三是認為污泥焚燒特性與垃圾相同，都是二噁英排放源。其實，污泥排放二噁英遠遠低于垃圾排放的二噁英。

我無數次在會議上反復給大家說明這些問題，但是大多數人視而不見，直接選擇忽略。所以，我在一次演講時引用《孟子》中的一段話：“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后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污泥處理處置問題在我國一直沒有得到解決，在某種程度上是業界專家自己造成的苦果，堆肥專家不只說堆肥的好處，還要說焚燒是二噁英排放，厭氧的專家則又會說堆肥的缺點。大家不是想著把蛋糕做大，而僅僅局限自己的一片小天地，導致了目前污泥處理處置的窘境。

第三難才是技術開發難，開發與眾不同的新技術更難。我想，這個局面并不是某幾個人或幾個單位的局限性造成的，這應當是屬于時代的“公地悲劇”，是一種涉及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對資源分配有所沖突的社會陷阱。如亞里斯多德所言：“那由最大人數所共享的事物，卻只得到最少的照顧”。

記得我第一次接觸干化-焚燒技術是在日本參觀污泥干化焚燒廠，我看后直覺這在本質上是一個復雜的化工技術，類似發電廠的配置，投資百億級別，密密麻麻的管道。我當時就想，這個太復雜，我一輩子也做不了，也不會去這么做。

幾年后，一旦我有機會從事污泥焚燒的時候，我首先就放棄了傳統的、所謂主流的流化床焚燒技術。而從別的技術思路切入，去找簡單的方法。有了初步想法，才有了不需要高級工程師、只需要農民工持證上崗的污泥噴霧干燥工藝。

以干化-焚燒技術為例，流化床可能最適合煤的燃燒形式，但是不一定適合污泥焚燒，但是，世界上幾乎所有焚燒技術都是從煤的焚燒開始的，所以搞污泥焚燒國外自然從流化床開始。

如果研究污泥干燥技術發展史，可以看到，人們不幸地首選了與污泥類似形狀的巧克力干燥技術，沒有選擇咖啡粉的干燥技術，這樣便與另一條思路錯過。所以，對一個行業、對一個技術認真研究、獨立思考非常重要，怎么說都不過分。所以要提出一個具有顛覆性的工藝，用中國工程院前院長徐匡迪院士的話，“顛覆性技術，這種創新在目前的行政審批和評審制度下，是難以實現的。”

人們習慣在現有的技術路線上打轉轉，形成了路徑依賴的舒適區。

大家可能很難想象世界上最先進的航天飛機的大小，是兩千年前兩匹戰馬的屁股寬度來決定的。

這是因為火箭推進器要用火車從工廠運到發射點，路上要通過隧道，隧道的寬度只比火車軌道的寬度寬了一點點。美國鐵軌之間的距離是英國的鐵路標準，因為美國的鐵路最早是由英國人設計建造的。

馬屁股決定航天飛機的寬度

英國鐵路是建電車的人設計的，最先造電車的人以前是造馬車的。而他們是用馬車的輪寬做標準。馬車輪寬是古羅馬人定的，為什么這么定呢?原因很簡單，這是兩匹拉戰車的馬的屁股的寬度。

歷史慣性力量是多么的強大，要沖破由慣性形成的規則又是多么的艱難。

干化-焚燒技術屬于大型裝備，大型裝備的開發需要技術集成，同樣技術集成也不是簡單的堆積與組合，如何創新?我國的研發，專業配套性差，幾乎所有的問題都要自己解決，這進一步加大了開發難度。

污泥噴霧干化-焚燒作為一個復雜的集成系統，尾氣凈化技術裝備屬于大氣污染控制工程。既要煙氣除塵，又要脫硫、脫硝。同時要解決污泥焚燒特有的惡臭氣體問題。研發團隊要解決常規布袋除塵器易產生死角、結露、腐蝕、堆積板結、壽命短等問題;要了解煙氣脫硝、脫硫方式，要開發通過光化學紫外/臭氧高級氧化法，結合洗滌系統實現除臭。同時，又自動加碼提出解決“白煙”難題。噴霧干化技術的升級優化主要在四個方面，很難想象我們團隊在除塵、除臭、脫白和設備的標準化、系列化方面均有不同創新和建樹。

這涉及多個技術領域和多個學科，可想而知技術開發的難度，特別是焚燒裝置的技術開發，幾乎很少可以像水處理一樣通過小試來完成，都需要在大型裝置上實驗，難度大、花費高是另一大問題。

浙江紹興污泥噴霧干化-焚燒工程(1200噸/天)(左圖為脫白前，右圖為脫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