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巴曙松；楊現領
歷史的成功不會自然導致未來的成功。從1978年到2012年，中國的城鎮化率從18%一路躥升到52.7%，城市人口從1.7億人猛增到7.1億人，用了30多年的時間完成了發達國家花100多年才走過的道路。這種規模龐大、速度極快、“高度濃縮”的中國式道路，在人力成本、土地成本和資金流向三大問題變得尖銳的時候，下一階段必然開始分化。
比如，農村和中小城鎮，依然會加速，內陸中心城市則需要在存量上再配置，沿海城市的服務轉型則要靠人才流人。舉個簡單的例子，兩個城鎮化率相同的城市，一個由1000萬個藍領組成，一個由1000萬個高科技人才組成，哪個城市可以發展服務業似乎不言而喻。
農村和中小城鎮:依然加速
農村和中小城鎮未來需要怎樣的城鎮化？最重要的就是人的問題，人口由農村向城市的轉移、勞動力由農業向非農產業的轉移，才有可能實現人口規模和人口密度的提升，進而變成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具體而言，這里的城鎮化將呈現幾個顯著特征。
特征一:唯一的“加速區”
從城鎮化指標上看，50%是一個轉折點，即在30%-50%之間是加速時期，50%-70%是減速時期。2011年，中國的城鎮化率已經突破50%，這意味著，中國總體上已進入城鎮化進程的“減速區”。未來，中國城鎮化率平均每年提高幅度預計將保持在0.8-1個百分點，每年新增城市人口預計將保持在1500萬左右。
然而，從結構上看，全國仍有多個省份城鎮化率處于30%-50%之間，這些區域未來即處于城鎮化進程的“加速區”。
特征二:這里是流動人口的“回流區”
城鎮化的核心是勞動力、資金的流動。過去20多年在中國城鎮化快速推進的過程中，這里基本上屬于農村勞動力的凈流出區。以河南為例，2010年全省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總量2363萬人，其中省內轉移1148萬人，省外輸出1215萬人(占河南省富余勞動力的51.42%)。
目前，中國已經到來的老齡化和特有的鄉土情結將在一定程度上使農民工回流至流出地。以2008年為轉折點，之后跨省就業的勞動力占比下降，鄉外縣內和縣外省內的就業比重增加。微觀調研數據也顯示，隨著中國逐漸步入人口老齡化進程，71.4%的30歲以上農民工在未來3-5年會選擇回到自己的老家或老家附近打工，相反，81.4%的20歲以下農民工會選擇大城市。
對于第二次擇業的農民來說，超過五成的農民工會選擇在縣外省內務工，同時有35%的農民工會選擇在鄉外縣內務工，在省外的務工比例遠遠低于第一次外出務工。
在回鄉務工的緣由中，有40%的考慮因素是城市的生活成本較高、25%認為老家隨著經濟的發展也有很多機會，也有部分人考慮到在城市沒有歸宿感以及孩子的落戶、教育等因素。
特征三:這里是農業現代化的“重鎮區”
表面上看，這里城鎮化率低、農業產值和農業就業比重高，但背后的核心卻是現代農業發展不足，工業化對農業的帶動作用不夠，勞動力吸納能力不強，城鎮化率低是對這個問題的綜合反映，它像是一個結果。因此，這里推動城鎮化著重在兩點:
第一，用現代技術和金融改造傳統農業。首先無疑依然是實現農業生產的規模效應和農業機械化。其次則是靠農村金融來拉動，培養一批職業農民和農民企業家。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農村金融最為活躍的時代，也是鄉鎮企業蓬勃發展、涌現一批農民企業家的時代。但當大銀行不再理睬農村和農業，擠向城市和發達地區，就造成典型意義上的“金融二元結構”。下一階段，農村金融、包括村鎮銀行、小額信貸公司、商業銀行全資持有的貸款子公司、農民資金互助社，或將成為支持農業發展的政策重點。
第二，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和耕地流轉。從經驗來看，第一個政策底線是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耕地流轉也不能改變用途。第二個政策底線是“增減掛鉤”，將集體建設用地重新規劃整理，一些復墾為耕地，另一些轉為城市建設用地，在靠近城市、城鎮和產業園區的范圍內，發展農村社區，目前全國不少省市均有不同程度的試驗。
二三線城市:“擁擠效應”來襲
對于內陸中心城市和沿海二三線城市來說，未來城鎮化要明確一個前提:這里人口密度已經開始出現“擁擠效應”，唱大戲的依然是城市分工，敲大鑼打邊鼓也要有聲有色。也就是說，城市和郊區、中心城市和外圍之間需要通過減少有形和無形的交易成本，實現人口、資源和不同產業的重新配置。
特征一:交通網絡一體化
這里下連外圍郊區、中小城鎮，上連已經成熟的沿海中心城市，為實現更好的城市功能和專業分工，還需要通過交通網絡的一體化以縮短三個層面的距離，形成上下互連的交通運輸和通信網絡:一是地上地下大聯通，將城市與郊區、中心與外圍之間連成一體，降低生產和貿易成本；二是高速鐵路，將內陸中心城市與沿海中心城市連成一體，承接產業轉移。
盡管交通網絡的一體化對于城市分工十分重要，但并非問題的全部，其他因素也同樣重要，比如，城市規模和人口密度。規模越大，人口越多，經濟活動越密集，服務業的規模效應就越顯著，對高科技人才和高新企業的吸引力就越大。從這個角度講，內陸許多省會城市的規模和集中度已經具備被沿海輻射的首要條件。
再比如地理位置，短鏈條的服務模式更靈活便捷，交易成本更低。西藏許多城市的地理位置和條件決定了那里的基礎設施建設成本極高，很有可能被隔離在城市繁榮的大門之外。
還有，土地在工商業用途之間轉換的靈活度。城市功能分散化和專業分工，意味著中心和外圍城市需要承擔不同的功能，因此，土地用途需要順利轉換，中心城市需要更多的商業用地，而郊區和外圍城市則需要更多的工業用地。
特征二:內陸中心城市崛起
綜合交通、人口規模、地理位置等因素，未來最具潛力的城市是由市場力量綜合打造的，而非由政府打造的。具體而言，各省市提出的雄心勃勃的“城市圈”規劃，誰最終能夠勝出，取決于市場，而不是設想。
目前來看，規劃中的“城市圈”有16個，多處在“三縱兩橫”城市帶，包括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東半島、遼中。以韓國大邱市為例，發達的公路和高鐵網絡將它與周邊的浦項市、龜尾市、蔚山市、釜山市連接起來，從而使不同城市在汽車制造、電子制造等行業形成了比較合理的產業分工與協作體系。
重慶、武漢、成都、鄭州、西安、合肥、長沙、南昌、太原、濟南等城市規劃中的區域中心城市不可能同步享受來自沿海增長中心的“輻射效應”，同步實現快速的增長。在這場內陸城市的競爭中，有的城市會優先發展，有的城市會靠后發展，有的城市甚至會停滯不前。
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陸“城市圈”的概念可能更像是一個“中心點”，而非一個繁榮共享、同步發展、分工協作的“經濟圈”，在中心城市規模、房價、地價、科技水平達到一定臨界值之前，郊區和外圍城市仍將服務于中心城市的發展。
無界之城
未富者求富，已富者求變。但對于沿海城市和邊疆城市而言，關鍵都在于重構——打破分割，尋求更大程度的開放，從地理空間上獲取機會。
特征一:開放而變“無界之城”
如果不存在人為和自然的限制，我們就會面對一個理想狀態下的“無界之城”、“無界之國”。
開放的“世界之城”往往是現代服務業的中心城市。首先，全球經濟最主要的變化是所有產業對服務業的需求都在日益增長；其次，服務業特別是現代可貿易的生產性服務業具有生產集中的客觀要求；再次，服務業終端產品的運輸成本極低，甚至可以忽略，這使得服務業中心城市可以在更為廣闊的地理空間上完成配送。這使得全球性的中心城市所構成的服務網絡可以跨越東西南北，成為全球的服務業中心。
特征二:轉型而變“服務業之城”
北京、上海和深圳是中國城鎮化進程中三個最受益的城市，未來的城鎮化對于它們而言，不在于如何增長，而在于如何轉型。
原因在于:(1)人口密度很可能已經由“密度優勢”進入“密度負擔”階段。以北京為例，首都功能核心區人口密度分別是功能拓展區、城市發展新區的3倍、22倍。(2)若以成本和收益的角度衡量，以房價與人均收人作為對比指標，這三個發達城市與內陸城市之間的“城市人口爭奪”或已展開。以長沙為例，“北上深”平均人均收人是長沙的1.2倍，房價卻是長沙的3.5倍，2011年長沙市常住人口704萬人，戶籍人口650萬人，是內陸省會城市中為數不多的人口凈流入的城市之一。(3)發達城市目前正處于城市增長動力的轉型期，原有以制造業為主導的優勢正在消失，新興的以現代服務業為主導的優勢尚未形成，而與周邊國際大城市如香港、東京、新加坡等的競爭也不可避免。
事實上，沿海一線城市的未來并非總是樂觀，反而一線城市郊區的發展更為確定。
從我們的分析框架考察，未來的重點一是向外，二是向內，向外要順應全球經濟重心東移、區域一體化、新興市場國家城鎮化浪潮方興未艾的三大趨勢，擴大對外開放，通過減少資本流動的市場分割，實現對外投資和貿易的便利化；向內則要順應產業轉移、內需擴張兩大趨勢，形成一個有效的供應鏈和交通網，將生產中心與消費中心對接起來。
特征三:邊疆城市，向新興國家開放
我們用廣西開放的例子來說明這一問題。
廣西地處中國的南疆，東面毗鄰珠三角這一區域增長中心，背靠大西南，南臨北部灣，與越南水陸相連，處于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中心位置，是連接中國與東盟的重要紐帶。
由于氣候條件和生活習慣相似，廣西與東南亞各國的貿易分割更容易減少。而且廣西的海岸線長約1595公里，占我國大陸海岸線的1/11左右，北部灣海域面積12.9萬平方公里，是渤海海域面積的1.67倍，可建200個萬噸級以上的深水泊位碼頭。
這些先天條件，再加上多數東盟國家的城鎮化率低于50%，未來城鎮化的潛力巨大，廣西完全有條件從東盟經濟的快速發展過程中受益。以與廣西接壤的越南為例，越南近10年的GDP保持了高速的增長，年均增長7%以上。東盟國家有近5億人口，大多數國家政局穩定，經濟增長前景看好，對外分割的破除將使廣西打開這一巨大的生產和消費市場，分享東盟經濟高速發展的“大蛋糕”。（完）
文章來源：《商界評論》 2013年第11期（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城鎮化突進與突變 2014-01-29 巴曙松研究員金融政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