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治污是一種在國際上很常見的污染治理模式，即將在國內推廣普及。國家發改委起草的《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指導意見》近期有望出臺，國家發改委、財政部擬設立500億元國家環保基金，為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公司提供低利息、長周期的優先貸款。目前在國內，上海、承德等地已經在大力推進第三方治污。第三方治污可謂一舉多得，排污企業降低了治污成本，提高了達標排放率;政府執法部門由于監管對象集中可控而降低了執法成本;此外，還能刺激環保企業和產業發展。那么在我國，高層力推第三方治污的背景和動力是什么呢?
何謂第三方治污?
在國務院要求大力推進政府采購公共服務以來，各部委都從各自角度發聲響應：財政部稱之為PPP，發改委叫第三方服務，環保部叫環境綜合服務和合同環境服務，也叫第三方的專業治理專業服務。不管冠之以何種名稱或模式，治污模式將發生巨大變化。
何謂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以國際化工巨頭巴斯夫為例，它的全球項目拓展到哪里，就要求蘇伊士環境治理公司跟到哪里。在上海化工區，蘇伊士為巴斯夫在當地的項目全權打理污染治理事宜;在重慶長壽化工區，正是由于全球知名環境企業的參與，使得巴斯夫項目順利落戶。
簡單來說，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是指污染排放者以直接或間接付費的方式將產生的污染有償委托給專業化環保企業按照環境標準進行治理，并與環保監管部門共同監督治理結果的環境污染治理模式。
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主要有兩種運作模式：一種是適用于新建、擴建項目的“委托治理服務型”。排污企業以簽訂治理合同的方式，委托環境服務公司對新建、擴建的污染治理設施進行融資建設、運營管理、維護及升級改造，并按照合同約定支付污染治理費用。另一種是適用于已建成項目的“托管運營服務型”。排污企業以簽訂托管運營合同的方式，委托環境服務公司對已建的污染治理設施進行運營管理、維護升級改造等，并按照合同約定支付托管運營費用。
當前，我國環保產業的市場需求十分巨大。現在的環保產業最急需的，是建立一種體制機制，把市場、技術和資本融合在一起，讓民間資本真正能夠進入這個領域，變成現實的市場，促進環保產業的發展。
鼓勵第三方治污除了環保的需求之外，還有環境治理巨大的資金缺口壓力。即將實施的大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初步估算總投資需要6萬億元，而中央財政實際出資十分有限。
“十三五”期間，國家環保產業發展的重點就是要運用市場機制，釋放環保市場活力，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資渠道，發揮政策和市場的作用，大力推進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和政府購買公共環境服務，實現環境保護的社會化、市場化、專業化發展。
如何一舉多得
首先，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可以推進環境污染治理的專業化。過去是“誰污染誰治理”，但是制造污染的企業在污染治理方面并非是專業的。而交給專業的第三方處理，企業環保成本不僅沒有明顯提升，還提高了效率，效果也會更好，這也符合大資產管理高度專業化的發展方向。其次，推行第三方治理之后，可以通過企業與第三方的服務合同來確立更加明確的環境污染治理效果。再次，第三方治理的績效和第三方治污者的經濟效益掛鉤，在經濟效益的驅動下，第三方的治理效果往往會更好。
從環境監管的角度看，實施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之后，過去那種生產企業各自進行環境治理，分散排放、點多面廣、不宜監管等問題將得到極大改善。在第三方治理的模式下，排污企業治污責任通過合同方式向環境服務公司轉移和集中，環保部門的監管對象大為減少，相應的執法成本也將大幅降低，將更有利于環境監管。
由于第三方治污改變了排污企業在治污中的被動地位，受到了排污企業的歡迎。第三方治理給排污企業帶來的好處，一是由于有第三方專業公司的投資、運行管理和保障，如果操作得法，企業的資金壓力有望得到緩解。二是在第三方治理模式下，排污企業受政府監管的被動局面將得到改變，轉而與政府部門“同坐一條板凳”，共同監督第三方專業管理公司的運行和運營效果。
第三方治理實際上還是一種污染治理責任的轉移，排污的責任從企業轉移到第三方。按照環保法的規定，違法排污涉及生產企業，但是按照合同法的規定，違法排污的責任也要轉移到第三方。因為，在第三方污染治理的模式下，生產企業僅僅是一個污染源的生產者，他并沒有向環境排放，而是交給了第三方，第三方才是法律意義上的排污者，應該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當然，這種責任的轉移并不會鼓勵排污企業毫無節制的排污，因為第三方治污是一種市場機制，排污企業排的越多，第三方治污公司的成本就越高，排污企業要支付給治污公司的費用相應水漲船高。這種模式下，第三方在法律和合同的意義上必須盡責治污，同時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排污企業也會節制排污。
第三方亦須監管
環境第三方治理雖在逐步推進，但其發展仍處于初級階段，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亟須重視和解決。
國務院辦公廳于2014年12月印發《關于加強環境監管執法的通知》，部署全面加強環境監管執法。環境保護部環境監察局辦公室主任孫振世解讀稱，現實中一些環境服務第三方機構往往成為排污企業違法排污的幫兇，與排污單位惡意串通提供虛假環評材料、偽造或者篡改監測數據等違法行為屢見不鮮。
環境服務第三方機構協助相關單位逃避環境監管更趨隱蔽性，造假、逃避監管更加具有專業性，社會影響也更惡劣。比如，有些企業污染治理不達標，但環保局每次抽查結果都合格，后來發現是第三方幫企業造假。有些第三方幫企業挪一下煙囪上的監測點位置，或改變在線監測的程序設置，廢氣就能達標。
當前亟需也可行的措施是提高第三方企業準入標準，完善監督審核機制。第三方治理主體良莠不齊，有的企業為了節省成本，超標排放污染物;有的治污設備長期不更新;有的無端向園區施壓，收取高額治理費用。應抓緊建立對第三方治污企業的約束機制，建立一個專門針對第三方企業的數據庫，形成黑名單制度，設立信用等級，并根據信用等級實施政策優惠，實現有門檻、有規范、有獎懲。使得排污方和第三方互相監督制約，同時接受行業主管部門監管，形成“三位一體”共抓環保的局面。
排污方和治污第三方相互推諉責任也很常見。排污企業認為污染已交由治污第三方處理，排污不達標應由第三方擔責，治污方認為排放不達標是因排污方不按照合同排污，導致污染難處理。第三方治理失效多源于兩方的責任不明確。
此外，現有的處罰措施不夠嚴厲也影響了排污企業購買第三方治理服務的積極性。根據《上海市環境保護條例》，排污單位超標排放，在限期治理期間排放仍不符合相關要求的，可處1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的罰款。按規定，限期治理時間最長不超過12個月。假設此期間企業只因“整改不力”而被罰一次，那么其違法成本最高只有10萬元，而添置一套治污設備和維護一條完整的治污工藝流程的成本遠高于此。第三方治理的成本優勢只有在守法的環境下才能成立，當違法成本遠低于守法成本時，第三方治理的低成本就沒有了優勢和吸引力。
污染治理新模式來啦！國內馬上就要推廣
（原載于《決策》雜志第2、3合刊，作者程應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