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排低價事件中，爭議有很多導向，比如導向屬地性公司的“屬地公司對外投資二元悖論”，比如導向國企的非理性擴張，比如導向環保的真實成本，比如導向桌下有沒有貓膩，比如導向咨詢公司的文本保護問題和項目的保密協議的合理性問題等等。說到最后兩點，本質上都和公開制度有關。

由于我也是干過十多年PPP咨詢的人，被張燎總一語道破說“屁股決定腦袋”，意思是現在不做咨詢了只考慮環保產業不考慮咨詢的死活，好吧，這塊我先不說，雖然我持保留意見，認為產業和PPP健康發展才是大計（此處向各咨詢機構先道個歉）。

在我工作的最早的六七年，是在當時外貿部直屬的中國最早的招標公司之一，從事世界銀行的基礎設施招標工作。中國招標的制度，是從世亞行對我們的支持開始而引進的（我只做過世行項目，我理解亞行也是基本一致,這部分,我們可以等待肖光睿先生來補充）。雖然每天忙著給華盛頓寫英文匯報的底子，被后來十幾年的環保類特許經營咨詢工作給廢掉一大半，但是世行的一些原則和精神，卻成為我后期工作的一筆寶貴財富，包括契約精神和公開制度。近期，感謝財政部PPP中心推薦，和世行官員一起擔任某地結合世行貸款的PPP項目的專家指導工作，很多遺忘很久的事情又回到腦海。
 

世界銀行要求采購的公開性和公平性原則，在我理解，是因為世行的資金來自會員國，那么他們的資金使用帶來的項目機會理應由各會員國的企業平等享有，由此必須保證公平性原則，而如果公開制度不完善，就很難保證公平性原則的落地。世行非常注重制度建設，從采購指南到招標文件范本到全過程公開性的堅持（當然評標過程依然遵循保密原則，各家投標文件也依然遵循保密原則），值得我們PPP各項制度的建設來認真學習。大家英文好的可以在www.worldbank.org的網站上去學習。

PPP的采購，涉及財政資金的使用，理論上，所有國民（項目對應的是企業）均應有平等的機會，無論國企私企，這一點，與上面所提到的原則類似，各地一直存在的利用招商模式規避公開競爭的偏路是極其不可取妨礙市場公平選擇的，由此也會導致優勝劣汰機制的失效。PPP的項目，涉及公共服務，是政府責任的外部化，必須保證被公眾監督，這也是全過程（包括后期項目執行的監管）被公開的原因，這方面，我們真的應該好好向傅濤老師積極推薦的澳門自來水項目來學習。中國的政府，正在轉型走向“服務型政府”，而PPP，就是其推動力之一，而上述兩點做不到，這樣的轉型，怎么可能成功？

因此，說到大家熱議的關于PPP項目的公開性制度建設的問題，感謝財政部已經及時關注到這個問題，而且在PPP各項基本制度里也有原則性的要求。因此，先繞開咨詢文本公開的問題，我有幾點建議如下：

1、項目發起期（籌備期）的提前公報制度

在整個一個項目的籌備前期，世行一般提前一兩年以上就發布了項目總概況的公告，在世行官網一個叫Monthly Operation Summary的頁面上。這樣，潛在的世行成員國投標人就可以開始啟動項目的跟蹤工作。目前的PPP招標，很多投標人直到發公告（這里還不提很多公告隱藏在各種角落的有意為之的行為）才知道信息，帶來了與其他事先已經參與項目包裝的有內部關系的投標人的不平等。這部分，也一直是一種中國國情下投標人贏標的秘訣吧。

因此，我們是不是可以要求所有的PPP項目，在發起階段，就對項目的基本情況在財政部PPP中心的網站上予以公告，即便信息并不完整而且存在很多變動，但是這些都可以予以聲明。以保證后期競爭在各家準備時間上的基本公平。大家知道，PPP項目越來越復雜，僅靠投標準備期那點時間是無法帶來公平的。

2、開標基本信息、中標和簽約信息的公告制度

北排低價事件的一個根源，就是整個報價體系的語焉不詳，即便濟邦后期公布的信息，也是如此。目前，北排已經與安慶簽約，但是，報價體系到底是如何構成的，外界依然無法獲知。這個，在世行項目中是不可想象的。

根據世行的經驗，開標信息的及時公告，尤其是開標一覽表的公開，以及后期中標結果和最終簽約結果的及時公告，是避免信息模糊的一個重要基礎。其中，必須包括基本邊界條件、各家響應情況，和基本報價體系以及簽約最終結果。我不認為公布這些信息，會對咨詢公司的知識產權有多大的傷害。反倒是目前這種局面，黑幕重重，帶來后面是否有貓膩的無數想象。

對于整個價格系統被公布后，在投標及后期簽約之間發生的價格變動，有些人提出來這些容易產生麻煩而不愿意履行。這個理由是完全站不住的。PPP采購涉及公共財政支出和公共服務責任的落實，理應接受監督。

3、投訴制度的建立

外貿部（后期的商務部）的國際招標流程，是受世亞行項目采購基本原則深入影響而建立的。其中有很多亮點值得財政部和發改委在PPP管理中學習。除了前面所述的公開制度的完備，還包括項目投訴的積極接納和處理方式。

誰投訴，誰舉證，并交由業主及代理機構解釋。在這些項目中，膽敢改變中標結果，合同簽訂中敢于更改條件的幾乎很少碰到。因此，低價事件雖然也偶然存在，但確實只會屬于投標人不理性或者虧本賺吆喝的偶然現象，少有認為“勾結黑幕”的可能。在公示和投訴制度的約束下，以及后期項目執行監管的到位（這個涉及更多的制度建設，比如財政支付的契約性，項目運行的監管等等，比國際招標要更復雜一些），才能使整個PPP市場走向越來越規范的局面。

筆者已經告別世行流程十五年了，也許某些細節不夠準確，但總的原則是不會錯的。在此熱點討論之余，及時寫下，希望中國的PPP，不會是曇花一現，不會被指責為只有咨詢得到了好處，不會傷害產業的健康發展，不會未能甚至阻礙了整個國家的轉型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