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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鎮化在黨的“十八大”以來成為國家重要的戰略發展方向。不過,城鎮化與供給側改革是否能擦出火花,又如何能在新型城鎮化戰略背景下推進供給側改革呢? 在近日由中國城鎮化促進會、中國經濟導報社以及新華網聯合主辦的“中國新型城鎮化論壇2016”上,新型城鎮化與城市運營PPP模式浮出水面,使得PPP這一金融模式在推進城鎮化與城市運營及供給側改革領域的創新力量被不少業內人士關注。 PPP主要解決 城鎮化中錢的問題 城鎮化是伴隨著工業化發展,非農產業在城鎮集聚,農村人口向城鎮集中的自然因素過程,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趨勢,是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標志。這是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年-2020年)》中的表述。 “我認為城鎮化本來沒有那么復雜,但是大家把它弄成了一個筐,往里面裝了很多東西,以至于大家不太好理解,實際上是很多人把城鎮化理解得復雜化了。”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所長肖金成表示。 在肖金成看來,所謂城鎮化就是農民從農村向城市和城鎮轉移的自然歷史進程。“來到城市是為了找工作,是為了提高自己的收入,這是他的目的。”肖金成稱,城鎮化水平也只有一個指標,就是城市和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而城鎮化是自然歷史過程,這也意味著它不是人為的,而是根據工業化、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而不斷提高。 “到2030年,中國城鎮化水平可以達到70%或者超過70%;從現在起15年要轉移農村人口3億人,比美國全部人口還多,任務非常艱巨,所以這是中國的大戰略,要充分認識到它的艱苦性。但是這也給中國帶來了很大機遇,會給中國經濟增長帶來動力。”肖金成稱。 而新型城鎮化在轉移農村人口的過程中,主要需要解決四個問題。即人到哪兒去、錢從哪里來、耕地怎么保護和城市怎么建。“PPP就是主要討論第一個問題,錢從哪里來。”他表示。 新型城鎮化背后的思考 新興城鎮化需要資金投入,而PPP又內在地包含了市場投資主體,需要追求合理、穩定的回報。這其中的矛盾點看似簡單,但成功地實踐必須經過深入理解問題的本質和持續地探索。 “中信做了很多國際、國內業務,國際業務我們十幾年前就用了PPP模式,而在PPP作用背景下和最新供給側指導下我們又做了一些思考。”中信地產副總裁林竹表示。 在林竹看來,以前傳統城鎮化更多強調政府引導,同時還是政府主導;而有了新型城鎮化的這一基本原則,才能過渡到所謂PPP模式里面去。這一點是解讀新型城鎮化戰略和PPP基本要求內在的邏輯關聯。 模式轉變后的新突破 而這幾個大的背景下也使得如何推動PPP模式實現新型城鎮化及供給側改革帶來了新的變化。 第一,是城市的發展目標發生了轉變,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發展轉變,這個轉變會帶來城市發展供給跟著轉變。第二,傳統的城鎮化發展是政府推動、政府主導,而新型城鎮化要向政府引導、市場主導的方向轉變。第三,林竹認為,沒有第二個轉變,也就沒有融資模式的轉變——從政府平臺向PPP模式、政府與社會資本共同合作作為城市公共產品提供的方式提供動力轉變。第四,是規劃模式的轉變。事實上,作為市場主體,中信地產在操作這一模式的時候,就把被動的審批變成主動的審核,這達到了政府的要求,因此在批的時候也就比較順利。林竹認為,四個方面的轉變,就是城鎮化發展中供給側的應對轉變,如果不去適應這種變化,供給側的改革也無從推動。 而借助PPP模式與新型城鎮化大背景的理解,中信地產已經運營多個城市建設項目,并總結了一套中信的城市運營PPP模式。其中汕頭中信濱海項目開創政企合作模式,與政府建立了PPP合作伙伴關系。 據林竹介紹,中信濱海新城項目采用五位一體城市運營理念,快速提升了項目所在地汕頭市濠江區區域價值和城鎮化水平,在取得引領經濟效益的同時,受到各界廣泛關注。 “中信城市運營商業模式是通過前瞻性的城市規劃,土地整理、城市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城市產業投資及一系列的資源整合運作,提升目標城市的功能規模和資源價值,從而獲取城市的整體資源溢價。”林竹表示,以新型城鎮化戰略為指導,多規合一為抓手,土地運營為基礎,以產業運作為保障,以資本運作為核心,通過市場主導、政府引導的PPP市場運作方式,企業與政府建立平等契約關系,從而構建良好的文化、交通、生態和人居環境的城市綜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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