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強總理在3月5日《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在“走出去”中提升競爭力，加快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拓展國際經濟技術合作新空間。在強有力的政策推動下，更多水務企業將目標鎖定海外市場。但是激烈的競爭格局及復雜的國際形勢，讓中國水務企業國際化道路難言順暢。
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會長助理、工程部主任辛修明在2014水業戰略論壇壇上曾經指出，國際水務市場的市場保護、準入限制以及對中資企業的歧視現象有所增加。在同一場合，桑德集團有限公司國際事業部總經理魏娓介紹，桑德已獲得兩個標志性的海外水務項目，但中東、拉美、非洲及東南亞國家的目標市場，雖然潛力巨大，看上去很美，但受政治、文化等多重因素影響，市場容量并不大。
從歷史眼光看，中國水務改革走過的路徑與之相似。上世紀80年代，中國水務行業改革開啟，一批國際水務企業如威立雅、中法水務相繼進入中國，洋水務威脅論幾乎從未終止，一種強烈的對外商外資本能的排斥情緒在社會上彌漫。但是事實證明，外資特別是大型跨國企業的進入，不僅為中國水務行業帶來了需要的資金、先進的技術和高效的管理，更重要的是營造出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增強了水務市場的活力，促進了中國水務企業的成長。
充分、公平的市場競爭是市場經濟的核心理念，無論“走出去”還是“引進來”都離不開開放的心態和敢于競爭的胸懷。因為開放與競爭，今日的中國才得以回歸市場經濟，中國才得以獲得新的發展機遇。
另一個典型的案例是新加坡電力行業改革。發軔于1993年的新加坡電力行業市場化改革，新加坡政府本著公平、公開、公正的市場競爭原則，運用市場手段引導電力投資、建設、運行，吸引了中國華能、馬來西亞楊忠禮、日本丸紅等國際電力集團赴新投資，據不完全統計，這些外資企業占新加坡電力市場份額總量的85%，并促進了電力市場的健康發展。
反觀同屬公共事業服務的新加坡水務市場，國際化程度卻仍然較低。因此，于3月末結束投標的新加坡樟宜第二新生水廠項目格外引起中國水務行業的關注。據中國水網了解，該項目采用DBOO（設計-建設-擁有-運營）模式，水廠設計規模為22.8萬噸/天。參與投標的有5家企業：北控水務&新加坡聯合工程（UE）聯合體、新加坡凱發集團、三菱重工&第一太平有限公司聯合體、三巴旺&IDE聯合體及新加坡勝科公用事業私人有限公司。
雖然從目前情況看，北控水務&新加坡聯合工程聯合體以水價最低的優勢位居第一，但截至目前，新加坡政府尚未公告最終競標結果，可能還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讓我們回顧一下新加坡類似水務項目的情況：在新加坡水務行業近幾年的公開招標中，雖然均有國際知名企業參與，但還沒有一家國際公司中標。如，2002年的新加坡第一座海水淡化廠，日本三菱、美國AESTranspower、澳洲VivendiWater公司參與了投標，最終中標方為新加坡凱發公司；2007年樟宜新生水一期招標，新加坡勝科擊敗了威立雅和亞洲環境等國際水務公司中標；2010年TUAS海水淡化廠公開招標中雖有5家外企參與，但仍被新加坡凱發獲得。
此次中國企業在位居第一的情況下能否成功獲得新加坡樟宜第二新生水廠的設計、建設、擁有及運營權，打破新加坡水務市場的魔咒，成為第一家成功投資新加坡水務行業的國際公司，讓我們非常期待。
中國水務企業最終跨過國際水務市場的“門檻”取決于多種因素，但是毫無疑問，中國水企已經具備了參與國際競爭的綜合實力。一批從設計研發、生產制造、工程建設、運營管理到投資并購等環節形成了完整產業鏈的優秀企業已脫穎而出，特別是中國獨一無二的水務問題，為技術研發提供了良好條件，兼以世界先進的水處理技術在中國的廣泛應用，更為水務公司積累了豐富的工程應用經驗。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院長邢厚媛指出，中國水務企業“走出去”具有了新的落腳點，就是培育具有世界水平的跨國水務公司。
中國水務企業在國際市場的全面崛起，也許尚需時日，但是如何享受更加健康、透明的市場環境，更加充分、公平地參與國際競爭，卻是眼前亟待解決的問題。亞當?斯密強調，只有對內對外的商業不受任何限制，才能使一個國家得到充分的發展與繁榮。因此，中國水務企業在“走出去”的進程里需要做好更多的功課，如更有效地與甲方溝通、更積極地融入當地的社會環境、更努力地打造企業的品牌等，而不是僅僅抱怨國際市場看上去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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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嚴”新環保法能否破除地方保護？
4月24日，歷經四次審議和反復修改完善的環保法修訂案，經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表決通過，明年1月1日起施行。
破除違法成本低、加重政府監管責任、助推環保產業——“最嚴”新環保法被寄予厚望。但本報記者觀察發現，新環保法能否護航美麗中國，仍需更加細化的配套措施和鐵面無私的嚴格執法。
破除違法成本低
環境保護部規劃財務司司長趙華林告訴記者，我國目前的環保法律法規，對違法排污的處罰過輕，致使企業的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
“現行環保法律的處罰規定，顯然"便宜"了環境違法企業。”趙華林說，即便是沱江、松花江等特大水污染事故，最后按照水污染防治法規定的罰款上限，也只不過罰了100萬元。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鷹介紹，新環保法對環境保護的一些基本制度作出了規定，如環境規劃、環境標準、環境監測、環評、環境經濟政策、總量控制、生態補償、排污收費、排污許可。特別是根據公眾意見規定了環境公益訴訟，針對“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問題，又設計了“按日計罰”。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常紀文對記者表示，新環保法將是中國現行法律中最嚴格的一部專業領域行政法。
他對記者說，“最嚴格”體現在以往沒有寫入法律的一系列強制性懲罰措施，包括允許對部分違法行為采取行政拘留措施，對于責令改正而不改正的行為采取按日計罰制裁，對于履職缺位和不到位的官員要求引咎辭職，建立環境信用制度，實行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等。
就“按日計罰”的規定，常紀文說，就是按照違法的天數計算罰款，違法1天是1萬元，30天就是30萬元。新環保法規定罰款上不封頂。“1989年出臺的環保法對罰款數額沒有做出具體的規定，這次也是，允許各地針對本地情況設定違法的數額。要求整改你不改正的，從下達之日起開始計算。”
常紀文說，從明年開始實施這項法律，“很多違法的企業肯定無法生存，會被淘汰。”
加重政府監管責任
長久以來，環保執法最大的障礙來自地方政府的干擾。
2010年5月，安徽固鎮縣政府對包括縣環保局局長、副局長在內的6位環保干部集體停職，原因就在于查辦了污染企業。
“中國的法制建設還不很完善，尤其在一些經濟落后的基層地區，行政干預還很嚴重，一些污染大戶往往同時也是利稅大戶，受到地方一些領導的特別關愛。”美國環保協會中國項目主任張建宇對記者說。
根據環保法的規定，環境保護工作由各級地方政府負責。地方環保部門接受國家環保部和當地政府的雙重領導。盡管地方環保部門在業務上聽命于環保部，但在預算和人事上受當地政府的領導和控制。
在這樣的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對環保工作的投入是全面平衡地方工作和各個職能部門的結果。實際情況往往是地方政府官員把當地經濟發展放在首要位置。
環保部門沒有強制執行的權力，“沒有權力讓企業停產，連限期整改這樣的處罰，都需要通過政府下達。”一位地方環保局長對本報記者說，有人說地方環保部門是“不作為”，其實是“無法作為”。
一位地方環保局領導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一些地方，環保部門要處罰一些重大違法行為，必須要經過地方有關領導同意，就是到企業履行正常的環境檢查義務也要經過相關部門批準。
新環保法明確了政府對環境保護的監督管理職責，加大了對環境違法行為的法律制裁。新法第六十九條規定，領導干部虛報、謊報、瞞報污染情況將會引咎辭職。出現環境違法事件，造成嚴重后果的，地方政府分管領導、環保部門等監管部門主要負責人要“引咎辭職”。
針對地方保護主義的問題，新環保法首先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對本行政區域的環境質量負責，并要加大保護和改善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財政投入，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
潘岳對記者表示，新環保法同時加重了行政監管部門的責任。
“環保監管職權是一把"雙刃劍"。”潘岳對記者說，新環保法一方面授予對各級政府、環保部門許多新的監管權力，另一方面，也規定了對環保部門自身的嚴厲行政問責措施。
“重權在手，中國環保人豈能不去鐵腕治污；重責在身，中國環保人又豈能不去勇于擔當。”潘岳說。
嚴格執法是關鍵
有了嚴格的法律法規，成效如何，關鍵還是靠落實。
記者從環保部了解到，眼下即便在整治大氣污染的高壓下，仍有大量企業我行我素。
環境保護部環境監察局局長鄒首民告訴記者：“雖然通過連續5個月的高強度督查執法，京津冀地區環境違法得到一定程度遏制，但對20個省區市的督查仍發現141家企業不同程度存在環境違法問題。”
常紀文對記者說，眼下，他最擔心的是能否嚴格執法。“如查封扣押權，環保部門敢不敢去扣押，需要怎么配合。”他表示，環境監管部門下一步將面對更大的壓力，必須行使好權利，執法不是簡單的執法，要出實招、硬招。
根據新環保法的有關規定，環保部門如果不作為，人大可以監督。每年政府要向人大匯報工作，還可以社會監督，包括公眾參與、民主監督等。另外是司法監督，環保部門不履職，公眾可以把環保局告上法庭。
記者注意到，人人參與環保，也是新環保法的亮點之一。
新環保法規定第五十九條規定，對污染環境、破壞生態、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依法在設區的市級以上民政部門登記、專門從事環保公益活動連續五年且信譽良好的社會組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新環保法能否真正發揮作用，切實改善中國目前的環境狀況？環保部政策法規司副司長別濤以霧霾治理為例說，新環保法增加了環境污染公共監測預警的機制，不僅要求各級政府做好突發事件的風險控制、應急準備、應急的處置和事后恢復的工作，還要求各級政府、企業事業單位應當建立環境污染的公共監測預警預案，及時公布預警信息，及時啟動應急措施，并組織實施，推動環境公共污染危險的減緩。
助推環保產業
記者從環境商會了解到，新環保法實施后，也將為環保產業的發展開辟更為廣闊的空間。根據大氣、水、土壤防治規劃，未來我國將投入數十萬億元解決各地突出的環境問題。
目前，全國從事環保裝備制造的企業單位5000家左右；工業總產值近2000億元，是2005年的3.5倍；從業人數50萬人以上。根據《“十二五”節能環保產業發展規劃》確定的目標，到2015年，節能環保產業總產值要達到4.5萬億元，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達到2%左右，產值年均增長15%以上。
“中國環境產業尚處于產業發展的前中期，未來5年是環境市場前所未有的好時機。”中國環境投資聯盟理事長王世汶說。
他給出的判斷是，環境問題不僅已成為中國政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環境的政績直接關聯到政府主要官員的仕途命運，還包括環境管理的政策措施和組織體系正醞釀重大調整，環境信息公開和強化監督處罰已經成為環境管理的亮點。而隨著新環保法的出臺和落實，正在變革中的中國環境產業將呈現嶄新的發展趨勢。
環境保護部科技標準司副司長胥樹凡也對本報記者表示，我國環境保護管理正在“由污染控制向環境質量改善轉型”，環境服務市場具有非常大的市場潛力和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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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績開始“掛鉤”環保
最新修訂的環保法中加大了對地方負責人的考核以及污染企業的懲處力度，這顯示“調結構”仍是決策層不曾放松的工作重點。
就在這一調整出臺之時，4月28日，隨著最后一個省份——陜西省統計局發布一季度GDP數據，全國31個省(區、市)的經濟增速數據均出爐。據統計，30個省市一季度GDP增速均低于年初制定的增長預期。
在受訪業界專家看來，地方經濟增速明顯放緩，主要原因是投資增速大幅放緩。
綠色增長能不能實現？眼下還是一個問號。
多省經濟增長“跳水”
在31個省市公布的統計數據中，記者注意到絕大多數省市一季度GDP增速均低于年初制定的增長預期，26個省份都滑落至個位數增長，去年同期該數據為14個。其中，一季度北京GDP同比增長7.1%，上海GDP增長7.8%，高于全國平均水平(7.4%)；而河北、浙江、廣東與北京等省市GDP增速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中西部是此次地方經濟增速下滑的重災區，多數下滑兩個百分點左右，其中降幅最大的云南下滑了4.9%。
實際上，國家統計局3月份就曾表示，今年將爭取形成GDP全國統一核算方案，而在統一核算后，不排除有些地方GDP總量數字和速度比過去要往下降。
在海通證券(9.35,-0.05,-0.53%)宏觀債券首席分析師姜超看來，一季度的數據“去水分”可能頗高。據他統計，相較于以往地方GDP增速通常高于全國平均增速，一季度各省與全國GDP數據匹配度較往年大幅提升，有11個省份GDP增速低于全國，為歷年最多。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咨詢研究部副部長王軍對本報記者分析稱：“在外部原因中，出口放緩有一定影響，預計隨著歐美經濟的復蘇轉好，二季度貿易會有所上升。”但他表示，更主要是投資增速大幅放緩，由于調結構等原因，制造業投資要化解產能過剩；其次房地產投資也出現回落。
“未來中西部仍是經濟下行的最大風險區域。”姜超表示，由于當前產能過剩、債務堆積和地產泡沫破滅分別制約制造業、基建和地產投資擴張，所以投資驅動的模式前景黯淡。
生態紅線下的政策選擇
但是，要發展，肯定還要有投資。
最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為這種投資劃出了“生態紅線”。4月24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修訂后的《環境保護法》，首次將生態保護紅線寫入法律，并將于明年1月1日施行。
同時，新《環境保護法》進一步加大了對地方負責人的考核，打掉污染大戶的“保護傘”。其具體規定如領導干部虛報、謊報、瞞報污染情況，將會引咎辭職；面對引起嚴重后果的重大環境違法事件，地方政府分管領導、環保部門等監管部門主要負責人將引咎辭職。
此舉被視作在制度安排上的一次突破。“這說明我們當前面臨的環境形勢比較嚴峻，而地方政府是保護環境的主體，需提高他們的責任意識。”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對本報記者分析稱。
河北省是“鋼鐵大省”。河北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長只有4.2%，是該省近些年來比較低的季度經濟增速。這期間，六大高耗能行業投資增長5.3%，增速比2013年全年減緩12.1個百分點。受此影響，河北省一季度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僅為3.5%，同期全國平均水平為10.1%。而在“鋼市”唐山市，一季度通過鋼鐵行業實現稅收3.95億元，同比下降11.01%。
“現實的實際困難就是這樣，如果企業按標準治理，消除環境風險，就會影響業績；政府整改企業，又會影響當地的稅收、GDP和就業。這些問題的原因是環境價格市場和成熟或良性運轉的資金機制遠遠沒有形成。”環境保護部環境與經濟政策中心專家在4月29日舉行的“綠色經濟研討會——京津冀大氣污染防治對策”會議上表示。
河北省當前的選擇是在降低高耗能產業投資的同時，增加對其他行業的扶持力度。來自河北省統計局數據的顯示，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增長36.3%，快于全省固定資產投資21.2個百分點。服務業增加值占全省生產總值比重為33.1%，同比提高1.4個百分點。而高耗能行業增加值下降2.5%，占規模以上工業比重為43.4%，同比下降4.3個百分點。
這使得該省一季度節能降耗成效明顯。規模以上工業能耗5194萬噸標準煤，同比下降4.6%。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81%，超過年度下降7%的目標。
除了河北省“騰籠換鳥”的思路之外，李佐軍對記者表示，穩增長不應在破壞環境上找出來，而要在破壞環保以外另找增長出路。在他看來，可以依靠科技進行技術改造，提高生產效率上尋找出路。如何在新環保下穩增長與平衡兩者關系？
對此，國務院研究發展中心發展部副部長、研究員張永生提出“綠色發展范式”的概念。他說：“現有的發展方式已經不可持續，需要改變的不止是民眾信心的修修補補，而是根本的發展范式的變化。”在他看來，倫敦、洛杉磯“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徑并不可行，傳統認識認為政府采取的綠色行動會阻礙經濟發展，而實際上通過對資源的合理配置，有可能使資源向驅動經濟更具競爭力的結構轉變，這個結構會帶來更高的效用。
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中，其一，推動建立基于環境承載能力的綠色發展模式；其二，引入多元主體共治和加重行政監管部門的責任。一個是從發展模式上引入“綠色”變量，另一方面是增加了參與監督的主體和污染的懲處成本，這樣的機制寫入法律，對于地方政府未來的產業政策設計進行了約束。
“環保型”增長缺少“資本力量”
此次修訂的《環境保護法》中，加大了對污染企業的懲處力度，建立環境違法信息記入誠信檔案，并明確對污染企業按日連續計罰，罰款將上不封頂。
“新《環境保護法》對守法企業是激勵，但對違規違法企業影響較大，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倒逼一些企業通過技術進步與產品升級尋找出路。”李佐軍表示。
鄭州鐵維保科技有限公司銷售負責人趙海新向記者表示，由于鋼鐵與水泥減產，該企業的潤滑脂受影響較大。鄭州鐵維保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生產潤滑脂的企業，產品主要供應水泥、煤碳以及鋼鐵等行業。
據趙海新向記者透露，現在該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引進納米研磨機，由于此領域屬于朝陽產業而看好其發展前景，同時也有助該公司開拓新的業務盈利渠道。
在王軍看來，加強環保和穩增長之間，以往被視為對立的關系，但是如果處理得好，可促使地方政府與企業增加環保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新增投資，有助穩增長。
有投資機構曾經做過測算，基于中國改善空氣質量的需求，中國市場上對于綠色環保的產業投資需求將達到每年兩萬億元。
“但是目前，真正愿意進入這個市場的資金并不多。”中國人民銀行[微博]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認為，我國對于環境風險的解決不僅是一個末端治理的問題，很大程度上需要從經濟結構、能源結構和交通運輸結構綜合考慮。
“環保類項目盈利遠低于污染型項目。”他表示，目前煤炭產生的污染是清潔能源的10倍；中國城市當中地鐵出行的比例僅占7%，在很多發達國家的大城市甚至高達90%，而北京同樣的運輸量，私家車產生的污染是地鐵的10倍，這三個比例失調顯示的是此前社會資金沒有投到對的領域去。
“環保不單是一個末端治理的問題，觸動的是社會發展思路的變革。包括財政需要發揮其在國家治理的基礎作用，這個作用體現在其功能發揮的一系列手段上，而這些手段連成的機制體系，應該同當今所強調的現代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這一論點打通。”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賈康說。
